考察西方發達國家近代的社會史，可以得出這樣一條粗略的脈絡。工業革命之後各種社會矛盾激化，貧富懸殊嚴重，不同的階段出現過各種社會問題，在發展過程中面對過種種挑戰及社會紛爭。國與國之間，族群之間也經常出現對立與戰鬥。國內的革命、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也不時出現。但發展下來，透過建立較健全的憲政制度，成立得到廣泛信授的民主及議會機制，甚至是中央政權向地方政府放權讓利，各國、各族群才得以放下歷史包袱，在各自的國家體制下，尋求生活的改善、個人的發展，從而推動整體社會的進步。也透過健全而獨立的法治，來平息社會紛爭。逐步在民主及人權保障下形成的公民社會，也為解決問題，撫平族群間及不同階層之間的矛盾，甚至推動社會發展作出了貢獻。
事實證明，在以民主憲制作前提的社會狀態下，經濟才得以穩步地發展，就算經歷過一次次的經濟危機，社會體制會有效地應對困難，最終總能走出困境。而在民主問責的政制下，政府也更有意識透過社會改革、行政的調控及各面向的社會政策，來推動社會發展。政治制度本身也要不斷完善，以適應轉變中的社會環境及期望。社會政策最起碼是能夠作出干預，去應對形形色色的社會問題。
這些因素，即憲政、民主、法治、社會政策、公民社會加起來，才是社會走向社會普遍富裕的根基。
經濟發達及普遍的富裕之後，是不是繼續追求「共同富裕」，就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了。在一個合理的制度下，有足夠政治認受性，得到憲政、民主制度及法律的保障，社會政策也可以發揮其最起碼的角色。透過政策性的再分配，令弱勢社群的困境得以舒緩，有機會改善其弱勢處境，及有可能在社會階梯爬升。有如北歐那幾個福利國家，也是在民主、憲政、法治及公民社會的烘托下，才得到足夠的公民授權，透過積極進取的社會政策達致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