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上看到同行出發採訪亞運的照片，七部相機、長短鏡一大批。想起的是以前採訪亞運和奧運的日子，除了相機長短火，還有大量菲林。記得1984年洛杉磯奧運，從香港帶了300卷菲林遠渡重洋去美國，那時年輕，也沒有當一回事。
如今不用菲林了，正片負片都成為過去，二十張記憶卡有多重？騰出來空間，可以用來放手提電腦，或者一個水瓶。
那天與朋友聊到採訪國際大型體育賽事的變化。1982年新德里亞運，那時是完稿之後，對着電話一字一句把稿件讀回香港；香港的同事先用錄音機錄下，然後逐字抄寫。兩年後的洛杉磯奧運，傳真機剛面世不久，機器大得像今天的多功能影印機。但是看着稿件一張一張傳回香港，同事不必抄錄，更可省下昂貴的長途電話費，覺得科技真好。
不過，震撼還未完。也是洛杉磯奧運，男子100米短跑決賽，美國飛人劉易斯奪金。我坐在看台上的記者席，緊挨着右邊的是《紐約時報》記者。我把報道寫在稿紙上，他打開一個長八吋濶四吋高一吋的盒子，可能比netbook還要小，原來是小型文字處理器，跟着就埋頭開工。
我和他兩人，他有他寫我有我寫，他完稿之後，從手提包拿出兩個黑色橡膠蓋，大小跟舊式電話的聽筒差不多。之後拿起桌上的普通電話，橡膠蓋一頭一尾扣在聽筒兩端，再撥通電話，按一個掣，之後悠閒地看着斜陽落日的洛城美景。
我問這位老兄這是甚麼，他說這玩意可以把文稿直接傳到紐約總部，聽了之後的震撼長時間未消。我那時是先是寫稿，之後坐一個多小時的穿梭巴士到新聞中心，再用傳真機一張一張的傳送回港；這位同行只消按一個掣，五分鐘後跟我說一聲bye，拿起手提包走了。
當然，今天連在現場拍攝都可以做到即時傳送，這是科技帶來採訪便利的飛躍。然而即使如此，每逢大型體育賽事，總會想起那些年我出差時在香港抄錄稿件的同事，以及修改傳回來潦草之極文稿的編輯先生。沒有他們，新德里和洛杉磯的報道就無法見報，至今仍然銘感五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