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主要集中於東、南面的百分之二、三十土地上，而這些正正是中國最肥沃的農地耕地。
由農地改變為房地產，每平方的呎價自然會大漲，地方政府的收入自然豐厚，但是無止境的開發房地產，便使已耕地不足的農業生產不足，中國的糧食便依賴外國進口，進口有甚麼經濟或國際政治問題，中國便會被人威脅。所以當時中國政府便開始在規劃上限制把農地變成房地產，但是它也開了一個缺口，以應付房地產發展的需要，就是如果一些舊城要翻新改造，它便可以把舊城旁邊的一大片農地改規劃成為新市中心。而地方政府便可以用此理由把縣、市或省政府搬到新規劃中心內，把在舊城中佔有最佳中心位置的政府部門遷出，騰出一些最有價值的土地，拍賣為地方賺錢。 遷到農田可以增加附近土地發展房地產，政府部門遷出市中心，便可以再買地賺大錢，一舉兩得，是個如意算盤。
當年曾特首也可能是因為到國內交流調研，而想到把政府總部由中環政府山搬到金鐘，立一座「門常開」作為自己打好這份工的紀念，但人算不如天算，香港受到保育政府山的壓力太大而要取消這計劃，變成只搬政府而無舊地重建。
在國內，這些並不顯眼的二三線城市，不少都也有一千幾百年的歷史，這些市縣政府的舊辦公室，就是當年地方上原來明清衙門改建。所以當年是國家找人來看過風水而定位的，它的定位是與附近可見的小山丘、水塘，以至河流有一定方位關係，甚至當年城牆的東西南北城門之方位，都有風水規劃而定。
今天的國內大部分新城規劃，只是找一個國內有名的規劃院，找一隊二、三十歲的博士碩士生，在舊城旁邊找一片較平的農田地，劃一些四方格，中間建一條類似天安門的中軸線，建一些公園在政府總部之南面。他們全不懂風水規劃，結果一大堆遷入新城政府大樓的省長、書紀，市縣長及高官，都在2013年起一個個因為貪污失職而下馬。
曾特首最後的四個月任期，也是在新特首辦辦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