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上日專欄內容)當然以上明明只是涵蓋處理民生政策的招數，但是仍引致不少人作出遐想，希望能把同樣的方法應用於比較敏感的政治議題，目的是給予行政長官足夠空間去為此等課題在特區內爭取更大程度上的支持。
但這項要求是否緣木求魚呢？因為在差不多相同時間內在四川及北京都遇上香港記者於採訪期間受到不同人士的粗暴待遇。但很可惜只看到有關涉事單位絕對無意採取「換位思考」的處事方式去及時解決，反而更加惡化問題。行政長官亦似乎無能為力，未能給予大家看到有過盡力為香港記者爭取合理待遇的過程。
我不是說行政長官有或沒有爭取過，因為我不知道。但我可看不見特首在這個關節上有代表過特區作出適度扎實關注的公開表態。其實這最關乎行政長官公關處理方式的試金石。早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我曾經與當時盛傳有意參選為第一屆行政長官，現已作古的摯友羅德丞大紫荊勳賢，作過相類似的討論。他當時的總結是認為這是行政長官將會一定面對及最難處理的問題之一。他所持的主要原因是在於一國之下，兩地對於不同的政治問題的取態，都會因時制宜可能帶來重大的分歧。特區居民趨向於對特區沒有直接影響的問題理解不深，對中央會引起極度警惕的國家安全問題，因為未能充分理解對香港的實質影響，從而未能喚起應有的關切注意。而最有可能引起在特區內的關注就是空泛的所謂普世價值下的道德高地，而非在有重大切身關係及感受到實在壓力情況下的取態。在這些特別情況下特首有否對相關問題在香港引起的看法，及時作出反映，公眾無從知曉。但當面對另一極端情况，即特區民意與中央取態相悖時，特首如何或有否與中央溝通，特區市民亦一概無從知曉。
從我的角度看來，表面似乎沒有任何事發生過的可能性極大。我深信每一位行政長官都面對過相類似啞子吃黃連的情況，未能說服中央給予適當空間，精準反映民意，注定被渲染為採取「好女兩頭瞞」的策略。德丞兄對此的評語是用英語表達，一語中的，“ This is a cross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 alone to b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