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二戰後的日本,到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不少國家的政府在進行工業現代化時,都會實行一些「工業化」(如補貼)措施來「提拔」部分行業或企業,從而加快國家工業化發展的步伐。本地經濟一向依賴金融業,但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和各種因素,近年本地經濟開始放緩,有評論認為政府應該主動出擊,透過土地優惠甚至補貼等政策帶領本地實行「再工業化」。
問題是:政府在推動「工業化」或「再工業化」時的影響是好還是壞?而這些影響又有多大?
就以內地的「工業化」政策為例。內地政府一直都有資助和補貼各項工業的政策,但這些工業化的政策有否提高內地的創造力和生產力?最近有幾名經濟學者的一份研究就利用由2007年至2018年,內地各上市公司的補貼數據作分析,在這篇名為《Picking Winners ?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Firm Productivity in China》的研究裡,他們發現內地政府一方面並沒有特別「提拔」一些潛力優厚的企業,另一方面企業在獲得補貼後的生產力,亦沒有在顯著上升。前者反映政府往往未能識別有潛力的企業,後者則顯示這些補貼很多時都會被倒落鹹水海:
We find little evidenc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sistently“picks winners”.Firms’ ex-ante productivity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ubsidies received by firms, and subsidies appear to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firms’ex-post productivity growth throughout our data window, 2007 to 2018. Neither subsidies given out under the name of R&D and innovation promotion nor industrial and equipment upgrading positively affect firms’ productivity growth.
政府透過補貼或其他優惠措施來推動「工業化」為何作用不大?一個「天真」一點的可能是即使政府官員是「聖人」,但他們「選賢與能」的能力不高,政府因此未能特別「提拔」一些潛力優厚的企業,另一個犬儒一點的,可能是政府官員都是自私的「凡人」,各行各業的利益團體在「爭取支持」時他們很多時因此未能持平地分配這些補貼的資源。
我並不是原則性地反對本地經濟「再工業化」,不過如果特區要主導「再工業化」政策 ,那就不得不借一下前車之鑑。
作者為維克森林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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