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10年期國債息率持續上升，引發通脹憂慮之際，美國總統拜登又簽署1.9萬億美元的抗疫紓困法案。
無論是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抑或其前任兼現任財長耶倫，都有分頭分工、夾份吹風淡化通脹之嫌；其論述不外是：疫情導致美國一些物品價格(如非必需品之類)下跌，但這情況將可望在疫後扭轉，因此，通脹急升的憂慮只屬暫時，風險不大，而且可控；又重申1.9萬億美元(約14.82萬億港元)方案，是必須手段，目的正是要推動全面就業，諸如此類 。
另一前財長、同屬民主黨的薩默斯卻質疑，本輪紓困只屬過度援助，即是頭痛醫頭，又比喻為往浴缸放水，太多的話，水往外溢就大鑊了；他說刺激計劃中部分轉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s)的政策超錯，將會引發通脹芸芸。
這就是在朝和在野的分別。其實自2008金融海嘯開始，大水漫灌式的量化寬鬆成為美國的救市絕技。
只不過人們似乎忘掉那diminishing returns(收益遞減)的影響，即是習慣了，劑量愈來愈強，功效則愈來愈弱，原來可信賴的周期性運行軌跡被扭曲了，人們只會更加無所適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