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派的支持者十分喜歡談資格論。對方做任何事之前，他們都會先質疑對方的「資格」。子女在家中向父母駁嘴，他們會說「你還未開始給家用就不要出聲」； 學生在學校質疑教授，他們會說沒有學術成就的我們都不屑一顧；年輕人在街上示威，他們就會質疑「我交稅比你多這麼多，你哪有質格為我發聲。」早前大圍港鐵站附近有防暴警向街坊喝罵「你住公屋有乜X嘢地位」可能就是不少建制派支持者心中的寫照。
住公屋然後在社會向上爬的例子比比皆是。(資料圖片)
以有沒有樓揸手或交稅多少來決定一個人是否有資格發聲這種「資格論」，當然十分有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如果住公屋的沒有資格發聲，那是否代表住太古城的居民就可以發聲？
但事實是我沒有見到警察在太古城附近執勤時，有特別聆聽那些中產居民的聲音。再把這「資格論」推到盡頭，全香港最有「資格」發聲的莫過於李超人吧？但我想問問建制的朋友：超人已經一而再，再而三的登報發聲，希望政府「以愛之義，止息怒憤」。我想問政府有認真聆聽，有實質回應嗎？
「資格論」的另一個問題在於，資產或收入雖然反映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但同樣地這些資產和收入其實已是這些貢獻的實質回報。要記住，在自由市場裡，自願的買賣背後就是代表交易對雙方都有利。正如早幾年前鬧得熱烘烘的自由行討論中，自由行旅客說來港消費是「益咗香港人」，但忘記自己來港消費時樂此不疲一樣，一個人努力工作貢獻社會其實已經是「well paid for it」。
我是一個幸運的人，幸運地在「資格論」還未盛行的香港長大。由出世到大學畢業，我大大話話在屋邨生活了20個寒暑。在這20年裡，從來無人說我沒有地位，亦沒有人說我不夠資格，而我亦無自卑自己的出身。
在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裡，一人一票代表公民權利是不分貧富；在一個唯才主義的經濟裡，窮人可以發達背後代表社會是不論出身。事實上，住公屋然後在社會向上爬的例子比比皆是，而香港過往的成功某程度是因為大家不會大談「資格論」。
作者為維克森林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逢周一、三、五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