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選舉臨近，我們總會聽到有政黨組織呼籲無論如何也要支持自己一票，即使政見不是完全相同，至少「含淚」投予一個立場較接近的候選人，總比讓最壞的當選更好。由於香港畸形的民主政制，這種想法是否合適尚有爭議之處；然而在公共政策層面，我們卻要明白在「原則」與「效率」之間，有時卻必須挑選Lesser Evil的選項才能令社會獲得最大利益。
為了增加租盤供應，林鄭政府最近提出了「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根據計劃，未補地價居屋業主能夠將房間出租予輪候公屋三年以上的家庭或長者、以及輪候六年以上的單身人士。試想想，劏房在香港盛行的原因，是由於出租者希望能有獨立廚廁等絕對的私人空間，現在要住戶倒退回以前分租房時代已不可行。相對來說，要求業主只能將超過兩間房間的單位至少保留一間作「自用」，其實也是脫離現實的建議，因為這變相要求業主一定要與租戶共用廚廁等公共空間，同樣大幅壓抑了居屋業主的出租意願。
為何這個出租計劃的條款如此古怪、簡直就像為了設計一個只為向市民交代「做咗嘢」，實際上卻千祈百計不想有人得益，其實這都是房委堅持各種原則之下的結果。要求業主只能出租額外房間而非整個單位，除了因為避免有過度偏袒居屋業主，令其未補地價卻能完全擁有單位的出租權外，只能分租房間亦能壓低出租價錢，令符合公屋申請門檻的市民亦能負擔得起。同時林鄭政府加諸各種租務障礙，也是為了壓抑居屋作為「長遠投資」的吸引力，以避免失去「居者有其屋」的原意之餘，令本來已超額十分嚴重的白表居屋籤率進一步惡化。
然而他們卻忘記了，要求居屋業主必須持有十年以上才能把單位分租出去，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有效的障礙──我想很難會有居屋申請者，會貪圖十年後的免補地價分租權，因此走去抽居屋吧？至於出租一整個單位租金過高問題，在如此繁複的出租條件下，市場本來就能自行調節價格，但政府若真的擔心出現天價居屋租盤影響觀感，亦可根據申請公屋入息門檻設立一個封頂價，雖然這同樣是壓抑了居屋業主的出租意欲，但總比限制只能出租一個房間為佳。
這就是公共政策上的Lesser Evil，也就是兩害取其輕的問題。我們當然明白放寬居屋的出租限制，將會促使本來已受資助房價的居屋業主獲得雙重利益；甚至如施永青所言，若從原則而言，居屋根本不應容許業主收租，因為這代表於他而言已無居住需要，應用方法鼓勵他賣掉。然而若「免補地價出租居屋」的原意是為舒緩輪候公屋壓力，那麼我們就必須取捨，那些原則我們仍然堅持（例如業主必須持有單位的最低年期，租金上限）、那些原則可以考慮放棄（例如由出租房間放寬至出租整個單位）。
政府推出新計劃讓補地價居屋業主能夠將房間出租。
推行公共政策必有取捨
公共政策在推行過程中，本身就存在各式各樣的取捨，然而可惜的是，政黨及官員通常都只集中於原則性的爭拗，而忽略了取捨是為了社會達致最大效益。例如我當然明白環保是每一個政府需要付上的責任，要求電力公司選取低碳排放的發電組合作未來發展，是難以否定的大原則。問題是環保換來的代價必然是電費急劇上升，政黨議員當日在大力支持環保發電組合時，為何沒有想過在碳排放標準上面設定一個較寬鬆的指標，以換取較能接受的電價呢？
又例如哥爾夫球場，雖然我們明白保存哥爾夫球場有其商業及舉辦國際盛事、提升香港形象的價值，但在Lesser Evil的考慮下，只得犧牲令其變成更迫切需要的房屋用地。還有電動車，到現在仍有時事評論員批評津貼電動車首次登記稅，對燃油車車主不公平之餘，亦變相鼓勵更多車主買車云云。雖然電動車的用電來源未必比汽油環保，但電動車沒有廢氣排放減低道路空氣污染、起動速度快對舒緩擠塞情況亦有貢獻，這是我們寧願放棄控制整體汽車數量增加的「原則」，也要選擇鼓勵汽油車司機轉買電動車的Lesser Evil。
其實在香港，政黨擁有不同立場並不稀奇，但我想至少應該在公共政策的立場上有一致邏輯。例如公民黨和專業議政，他們在哥爾夫球場上就保持Lesser Evil立場，認為後者可以作為增加土地供應而被犧牲；在電動車立場上甚至批評政府政策左搖右擺，沒有大力促進電動車在香港的市場佔有率。可如此同時，他們卻又在電子煙立場上面堅持絕不能「兩害取其輕」，寧願煙民繼續吸食為害最大的傳統香煙，亦要完全禁止電子煙被規管的可能性。
林鄭政府早於7月已表示支持規管危害較少的電子煙、加熱煙，免衍生其他社會問題，但這個立場最後卻被政黨及專業人士政治化，用作打擊政府威信手段，認為這是收買既得利益團體的勾當。就算撇除政策邏輯不一致的問題，若要堅持原則到底，為何不一併將Greater Evil的傳統香煙全面禁止呢？ 一邊聲稱香煙不用「兩害取其輕」、一邊卻又容許「最大害」繼續存在，不是非常矛盾嗎？
文：Henryporter(博客無神論者的巴別塔作者、面書：www.facebook.com/henryporterb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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