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徐家健(鍾式明攝)
香港回歸25年來人口增長近13.7%，期間GDP增逾一倍、人均GDP亦增逾八成。分析人口結構趨勢，大部分由內地新移民人士支撐增長，同時社會不時有聲音質疑新移民爭奪資源，有經濟學者指，人口增長是地方繁榮因素之一，家庭主婦也為經濟產生動力。25年間經濟曾遇不少起伏，面對疫情及地緣政治影響，他相信獨特的港幣及普通法司法制度優勢仍能維持，不過目前入境抗疫策略兼中美摩擦下，或影響國際人才來港致損競爭力。
據政府統計處資料，本港人口1997年時有651萬，2021年升至740萬，人口增長約90萬，增幅約13.7%。比對同期港本地生產總值變化，由1997年1.37萬億元，升至2021年達2.87萬億元，GDP增長一倍多，同期人均GDP亦由21.16萬元升至38.71萬元，增幅逾八成。期間港人月薪中位數由1997年1萬元升至2022年首季1.88萬元，升幅達87%。人口增加經濟也一同發展，雖然也曾遇「風浪」，但本地生產總值25年間，僅1998年(-5.9%)、2009年(-2.5%)、2019年(-1.7%)及2020年(-6.5%)4年錄按年收縮。
觀察人口結構組成，97年出生「回歸BB」有5.93萬人，09至12年升至8萬至逾9.5萬人高水平，之後回落至5萬至6萬水平，16年起逐年下跌，至2021年跌至3.7萬人。期間2020年開始新生命數目低於死亡數字，人口自然變動跌7,600人，2021年跌幅擴大至1.42萬人。同一時間，單程證持有人移入數字，則由1997年至2021有約112萬人。
美國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徐家健表示，「無見過一個地方人口下跌但保持經濟繁榮」；早年新移民來港團聚多為家庭主婦，照顧家庭也對港產生貢獻，只是當時GDP數據未必反映。徐家健直言，「鍾唔鍾意嚟咩人都好，無新人嚟，自己又唔生，(經濟)係棘手嘅」，社會有福利政策，就會有取得資源與貢獻經濟的矛盾，但「有人就有生產力，小朋友大個都會做嘢」。
人口增長創造財富之外，香港作為金融中心，25年來也面對多次受外圍經濟影響帶來危機，並非一帆風順，包括1997年回歸即遇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雷曼迷債」；亦有同由病毒來襲、「沙士」帶來的經濟危機，有人因而損失不小，需要政府支援。不過觀察多年綜援受助人數，顯示經濟大部分時間向好。1997年有約28.2萬人領取綜援，2004年升至高位54.2萬人，之後趨勢回落，僅09年及2020年曾較前一年輕微回升，至去年底跌至30.6萬人。失業率方面，1997年曾錄最低失業率，得2.2%，2003年升至最高7.9%，之後逐年下跌至2008年3.5%。於2009年反彈至5.3%後，2011年至2020年疫情爆發前，失業率近10年維持2.8%至3.4%的全民就業水平。徐家健坦言，回想多年危機，也非影響深遠。以沙士較多燒炭等不幸事件為例，他指「發生嗰刻驚」，很多人確實損失大，但在「孫九招」穩樓市、自由行帶旺市面氣氛下，本港經濟復元相對快。但他指出，有關措施亦埋下近年樓價高企、中港矛盾的伏線。
中港市場必趨向融合
回歸重點之一是「一國兩制」，徐家健認為中央25年來對港經濟介入角色不重，要數較深刻政策，除自由行幫助零售旅遊，就是金融業「幫到手」，但兩地市場趨向融合是大勢所趨。據港交所資料，港股市值25年間由3.2萬億元升至2022年6月27日的39.8萬億元。1997年有港股有101家中資公司，市值5,200億元(佔16.3%)，至2022年5月底，增至1,370家(佔53.4%)，市值29.4萬億元，佔整體77.6%。徐家健笑言，恆指成分股很多也非傳統香港家傳戶曉的公司，「嗰啲愈做愈縮」；而內地市場很龐大，即使沒有中央政策助推，本港內地市場也會傾向融合，滬港通、深港通、跨境理財通等措施僅加快融合。至於CEPA(內地與港澳關係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他認為看不到甚麼實際效果，舉例其中措施便利廠商到內地發展，他指自己很多同學九十年代已上內地做生意，銀行、電影等敏感行業，「以前唔得，有CEPA都唔係好得」，不認為有甚麼行業特別從中受惠。
中美關係近年轉差，徐家健指，西方很多論述談論中國缺點，本港經歷19年社會事件加上處理疫情「清零政策」，遲遲不與國際通關接軌，或讓愈來愈多外國人感香港與內地城市分別不大，失去相對國際化、人才及資金流動較高優勢，重新考慮來港是否必要，致本港競爭力下跌。他提到，本港擁有自己貨幣及普通法司法制度，仍是內地城市不具備的優勢；同時，《香港國安法》對外國人而言是新事物，他們需時觀察會否影響在港營商，建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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