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2022年將盡，祝君在新一年裡百毒不侵，闖過所有難關。
今年確令人百感交集。最近出席了「謝鏡添、梁中昀、楊宇杰基金會」成立十五周年的活動，又令我感上加感。
這個基金的三位仁兄是1960年代金文泰中學的學生，被稱為「三劍俠」。那時左派稱港英政府的官立學校是「奴化教育」，但在高壓之下，卻壓出一批反殖民地統治的年輕人。「三劍俠」乃例子之一。
在三人中，我與梁中昀和楊宇杰認識多年。梁中昀後來是新華社香港分社教育科技部學生處處長，在這個官方機構內可算是開明人士。「六四」後，他還敢於跟我這個被公開點名的「罪人」公開接觸，在某些人眼中，確是「大逆不道」。另一位敢於在「六四」後與我公開接觸的官員，是前港澳辦交流司司長張良棟，其他很多人對我都避之則吉。可惜，梁、張二兄如今都已作古。
令我感慨的是，三人都是體制內的開明人士，但在多大程度上能發揮作用和理想？他們很多心裡話，只能跟可以交心的朋友說；而我為了避免對方不便，在感謝他們敢於公開跟我接觸之餘，也要少談或避談大家的交往，以免他們被「有心人」在背後指指點點，甚至「篤背脊」。這不是時代的悲哀嗎？
再看今天處理香港事務的官方機構內，能說廣東話和在香港成長的官員(辦事人員不計)已寥寥可數。這不知是否一種悲哀？但至少是一種感慨！
我的另一個感慨是，當年「三劍俠」的選擇是殖民地統治下壓出來的愛國情懷，純樸真摯，與今天的「利益建制」不同。像「三劍俠」的當年人其實為數不少，但老成凋謝；即使願意老驥伏櫪，卻已變成「隱形眼鏡」，用完即棄。
與此同時，歷史卻在粗線條地重複。昔日的青年成了今天的老年，而今天的青年可能正在預演以後的老年，到底怎樣愛護今天的青年才好呢？所以，無論是青年或老年，只要是辦實事的，我都願意交往，即使在「六七」左派暴動(左派稱「反英抗暴」)有不同看法，但盡量求同存異。「謝梁楊基金會」以文化、教育為重點，願它在政治大環境下不受污染，放開情意結，保持實效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