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羅周」案(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經終審法院一錘定音。
二人暫時逃過再受牢獄生活，撇開政治考量，純粹從法理判斷，無可厚非。
首先，翻查案例，近年多宗同類案件，均以罰款、社會服務令或緩刑收場，除了一宗涉及近百名暴亂人士及對立法會造成近60萬損失的戴志誠案。有指67期間判刑一般更嚴苛，惟社會價值不斷在變，對人權及自由要求今非昔比，每宗案件涉及暴力程度也有別。
量刑考慮因素包括：維護市民安全、案情輕重、彰顯公義、警嚇作用、補償傷害、懲教自新等。不同罪行、案情，上述因素所應佔比重不同。原審法官對被告本性、表現及案情細節有更深體會，記錄筆墨甚至不能盡錄，只要不是明顯過輕或過重，兩極端之中，可酌情選擇給予每項因素不同比重，上訴法院不應干涉。
終審法院確認上訴庭「指引」，近年非法集會案件頻生，後果嚴重，破壞社會秩序，一旦涉及暴力(即使相對輕微)，可即時監禁。惟按「人權法」，刑責不應有追溯性，任何人不應由於適用法律、原則或指引，在案發後被更改，因而被判較高刑罰。
律政司藉黃羅周案提出覆核，讓上級法院有機會釐清同類案件適用刑罰，難以責咎。考慮「不應追溯」原則及黃羅周已「找數」完成社會服務，假如律政司只尋「指引」，不要求馬上加刑，可能更合乎情、理、法。
終審法院一方面闡明「公民抗命」原則適用，另方面卻重申必須和平及非暴力；加上確認上訴庭加刑「指引」，難怪黃羅周聽判後表現出戒慎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