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開場實在讓香港觀眾太有親切感了：巴士上西裝友逼令男主角給別人讓座，男主角拐著步離座，還在走廊上跌倒，在其他乘客面前羞辱了自義的西裝友。是非對錯不能看表面，其實看裡面依然無法分辨。
故事以追查懸案的形式展開，導演以緩慢的節奏推進，線索鋪開了不全收回來，看來鬆散，甚至最後謎底也含糊其辭。《愚行錄》要說的正是尋根究柢之不可能，「線索」本身就曖昧弔詭，既隱且顯。男主角被設定為記者實在巧妙；這種本來要把隱藏的秘密發掘出來的職業，其實可以掩藏真相。人們著眼於因果與是非，卻忽略了解釋往往也是掩飾。
對照一下原名《愚行錄》與英文名Traces of Sin，暗示愚蠢的行為與罪惡的人性是一體兩面。然而太強調愚蠢的一面，有否忽視犯罪者責任之虞？戲中最不討好的角色，工於心計，玩弄感情，卻是最能代表社會大多數你我他的人，正是兇案的受害者。相反，犯下按常識所定義的罪惡的人，卻正正是引起觀眾同情的主角，使人難以批判。不過創作者並非宣揚「大愛」，而是讓觀眾看到愚行/罪惡之網絡張開，卻無法找到追究道德責任的入口。
有一說法叫「結構性的罪」，罪人也是受害者，然則都是社會的錯？但社會亦由人組成。罪惡是鏡，人陰暗的心理結構映照著殘酷的社會結構。生為富二代不是原罪，用盡手段上流亦是常情。死者和兇手的行為與遭遇缺乏普遍性，卻有深刻的象徵性：追尋「真相」若是為了「對症下藥」，終是徒勞。
你不是富人，下一代連生存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