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界的寒冬，並非始於今天。近年在業界多獲獎項的傳真社亦在「告急」籌募捐款了。與政黨在選舉時的告急不同，我相信傳真社的告急是無可奈何下的選擇。根據其網上的資訊，最近它的採訪團隊要由7人減至3人，另外加上其他法律訴訟的費用，它到底還能撐多久只有天曉得。
傳真社指，有415名支持者是每月捐款。 (互聯網)
我熟悉的經濟學知識不曉教人如何做生意，我只覺得傳真社現在每月依靠捐款的營運方式與現時很流行的Subscription Economy有雷同之處。從娛樂界的Netflix和Spotify到新聞界的New York Times，這個欄友徐家健稱之為「訂享經濟」的收費模式令這兩個外界一早睇死的「夕陽工業」提供了一個起死回生的機會。從經濟效率的角度看，傳統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管運方式可確保出一分錢的顧客不會只獲得值半分錢的貨，理論上這種傳統收費模式的成本應較近乎月費模式的「訂享經濟」要高。
不過，在資訊電子化的今天，發放這些產品的邊際成本接近零，加上盜版的競爭令產品毛利不能太高，依靠傳統收費模式去賺錢近乎是不可能任務；另方面「訂享經濟」並不只是月費模式，而是為消費者提供更個人化服務的一種銷售模式。無論是Netflix、Spotify還是New York Times，它們都是利用會員制收集得來的大數據作分析，然後再向消費者推薦或提供更切合個人需要的產品，這就是肥佬黎口中的「用家感受」。
借鏡外國成功例子，肥佬黎亦想透過會員制改革壹週刊，為壹傳媒再開創一條生路。徐家健建議壹傳媒可要求讀者在讀報章雜誌前先以戶口登入，收集大數據為消費者提供更個人化的「用家感受」的第一步。
同樣是傳媒的傳真社又可否照板煮碗呢﹖我沒有肯定的答案，但我認為難度甚高。一來到現在為止它只有5,600人次的捐款，當中只有415名有心人能堅持每月捐款，「會員」人數的數目距離大數據還有一段距離；二來即使傳真社手上握有支持者喜好的大數據可作分享之用，要它因應支持者喜好開展某些深入調查在很大程度上會破壞它一直以來以「記者獨立營運、編輯不受外界干擾」所建立的公信力。當然，它亦可以不再客觀調查，轉而靠立場行先，以「鬥地主」的名義為各項「鋤強扶弱」的調查項目籌募經費。不過，這樣提升「用家感受」來殺出另一條生路應該不是那5,600人捐款的原因。
作者為維克森林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