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前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在《香港01》的訪問中提出，下任行政長官可/應由協商產生，這石破天驚的提出，引起了社會廣泛的討論，這其中，應以前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對此的質疑，最有代表性。
這事件的背景，當然是前年的黑暴，以及去年的訂立《國安法》，不但止亂制暴，而且還在大舉搜捕、秋後算帳，直至現時這刻，還在方興未艾。
如果對政治有基本少少認識，雖然，大部分的香港人都很笨，有這少少的常識的人也不多……應可知道，凡是戰爭之後，勝利者必然要改變遊戲規則，這是它應有的戰利品，最佳的例子是美國在二戰打贏後，其所控訴德國和日本的一些「罪狀」，都是它以前做過更多，在1945年前也是完全允許的，只是在勝負已分後才變成了「罪名」。
中央政府既然戰勝了反對派，也付出了戰爭的代價，如果不拿戰利品、不修改遊戲規則，可未免太笨了。北京政府可不像是這樣笨吧？(香港人倒是有不少如此蠢笨。)
因此，梁振英的提出，不可能是他一己的意見，只是他作為代表性的人物，由他來開口而已。故此，下任行政長官的以協商產生，應是鐵板釘釘，肯定會進行的了，除非再打一場硬仗，中央/港府打輸了，方有翻盤的可能，現時本文和整個社會的論辯，只是學術討論，沒太大的意義。
當然，以曾鈺成的政治智力，不一定理解以上的簡單原因，因此，作為學術討論，也未始沒有娛樂性。
首先，曾鈺成說：「如果行政長官不是按附件一的規定產生，怎能符合《基本法》第45條第三款？」
這其實是廢話，皆因「附件」不是《基本法》，要修改「附件一」，在立法會表決就可以了。現時建制派控制了立法會，點改都得啦。
第45條講明了，「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這證明了協商是可行的，更加沒有說搞了選舉後，便不可以搞協商，否則第一屆行政長官已是選舉出來的，以後豈非永不可能玩回協商，這條款豈非廢了，這兩字寫來有何用？我不明白為何唸數學的曾鈺成，為何連這樣簡單的邏輯，也搞不通。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