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弟弟的長途電話，說母親急病入院的時候，時間正值澳洲正午，我正準備下班與同事們到附近的餐館午飯。通過手機我立即與正在大學上課的 Jerry 取得聯絡，但他卻表示自己有重要 project 要準備，大嫂出走後家裡又亂得一團糟，而我母親的情況尚未確定，便著我先自行回港，告訴他情況後再決定他是否也有需要返港。
心急如焚的我只好立即到公司附近的旅行社訂好即晚回港的機票，之後回家收拾行李證件，再直奔布里斯班國際機場。
飛機在香港清晨時間降落赤鱲角機場，農曆年前香港的天氣格外寒冷，山巒被大霧籠罩，從雲層深處竄出來的晨光也顯得一副有氣沒力的樣子。
走出機場，坐上的士，我直奔港島的瑪麗醫院。待我抵達時，母親已確診為腦溢血，有半邊身中風不能動彈，醫生團隊還在開會商討救人方法。我走到母親床前，雙手摟著她並湊到她耳邊低喊：「媽媽，我回來了...」但見她雙目緊閉，眼球卻在眼皮底下不規則地抖動，隔了半晌她的嘴唇微微張開，發出很微弱的聲音，卻原來是呼喚著：「水... 水...」
我向護士取了針筒，將溫水緩緩注入她嘴裡，眼涙忍不住一直在滴。沒多久後她再次張開嘴，正當我以為她又想喝水之際，卻聽見她拼盡力氣吐出了幾個字：「幫弟弟找個好太太...」我馬上緊抱母親，哭著安慰她說：「會的會的，媽媽妳放心...」講完之後，便講完了我倆母女此生最後的對話。
沒多久母親被醫生確定為腦幹死亡，只能靠打強心針來維持心跳。等到爸爸從吉隆坡趕來，等到姨媽從北京趕到，到最後等 Jerry 亦終於從澳洲返港後的第二天清晨，母親便安詳地離我們而去了。
而在我失去母親的同一天下午， Jerry亦決定起程返回澳洲。說話從不拐彎抹角的他更告訴我他母親大人曾提過臨近新年碰上喪事是為不吉利等云云，見我娘家親人既已全部到齊，他亦幫不上忙，所以還是回去陪伴現時最需要他的家人更為妥當。
在我最孤單無助的一刻，他決定撇下我獨自一人去面對喪母之痛，對此我竟然反應冷淡，沒有作任何回應，更沒有開口要他留下。目送著逗留香港不夠48小時就又跳上機場巴士的Jerry，我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認識他，也感覺我們間的距離已恍如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