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三月初，是全國人大及全國政協「兩會」在北京召開之時。數以千計代表雲集人民大會堂，分組討論至大會結束，明年重聚。這種會議形式，近年引發不少議論：可否把代表的意見集中討論，抑或由得這是一年一次「首都之行」。觀乎以前要開四、五個星期會議，壓縮到如今的十來天，至低限度，效率是有改進的。
改革開放之初，中共撥亂反正，一九八五年「兩會」對海外傳媒開放。那次筆者隨同事上京採訪，驚訝的不是人山人海的現場，而是那些年的開放氛圍。當時中共領導人不少是第一代革命家，對於改革開放急不及待，且嫌步伐太慢。今天有人語帶譏諷說當年對外「太過讓步」云云，其實這幫人吃着改革開放紅利的甜頭，倒過來說這甜頭「不夠純正」。
那次「兩會」正值鄧小平全面掌權年代，經濟方向雖是投石問路，可是與封閉社會說再見的意識極強。胡耀邦、趙紫陽很活躍，氣氛開放。當然，這並不等於中國大陸自此就能迎來民主，可是那股求變的氛圍誰都可以看到：一個國家再這樣鎖國下去、再自以為是下去，那就必定完蛋。寫到這裏，記起曾有報道說，文革末期，中國國庫外匯少得可憐，以今天來說，過去幾年中紀委打下的貪官軍閥，涉及的錢財就不只這個數。
那時中英剛簽《聯合聲明》，進入過渡期，《基本法》還未起草，間有港人上京見港澳辦官員。30年了，依然記得港澳辦講廣州話的官員，例如鄭偉榮、容康諸位。今天負責港澳事務甚至駐港主要官員不諳廣州話，以當年的工作要求來說是匪夷所思。那次，有港人上京建議回歸後更改香港的街道名字，據悉，港澳辦人員其後說，「這可不成，我們以後很難做工作啊」。這一提議不了了之，亦有說是送到「上面」，被狠斥了一頓。
那次「兩會」予我最深印象是胡耀邦帶着喬石、胡啟立、李鵬、田紀雲等接受採訪。精力充沛的胡耀邦甚麼都可以討論的態度，以及田紀雲隨口唸出各省巿的糧食產量，一個開放，一個幹練，至今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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