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看金庸小說之餘，也會看一些研究「金學」的書籍，但經歷了近期的政治風波之後，頓覺香港的發展走向，與金庸筆下的歷史格局漸趨雷同，令人不勝欷歔。
金庸小說評論家陳墨指出，從《書劍恩仇錄》到《鹿鼎記》，金庸小說的主人公形象呈現出一種發展趨向：從陳家洛到韋小寶，從英雄到無賴，從偉大人格到小人人格，從俠到「反俠」，一定程度反映着中華文明的倒退性和悲劇性。
當中一條最重要的脈絡，就是從郭靖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到令狐沖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最後到了韋小寶的「不學無術，飛黃騰達」——人物的俠義典範的理想性越來越少，現實人性的表現越來越多。即使是俠士自身，儒家之俠(如郭靖)掌握天下之命運，道家之俠(如楊過)則只想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佛家之俠(如《天龍八部》的主人公)就連自己的命運也掌握不了。主人公越來越難掌握自己的命運，就更不用說行俠仗義、替天行道或救國救民了。
面對政治幻滅與權力鬥爭，陳家洛與紅花會群雄豹隱回疆，袁承志隱居海外，楊過和小龍女回到古墓，張無忌辭去明教教主之位，與趙敏歸隱，令狐冲退出江湖，成為隱士。可見在傳統文化現實之下，連英雄俠士也只能選擇獨善其身，才不致於捲入無窮無盡的鬥爭之中。
在這種文化政治格局中，奴才的成功機率無疑比人才要多一千倍，於是權力便落入韋小寶這種沒有人格而又不學無術的奴才手上。但我們清楚，一旦脫離這傳統格局，進入一個文明的時代，韋小寶則甚麼也不是，但無奈今天香港亦難逃與這歷史格局和文化現實同步的命運。 周三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