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叫停了64燭光晚會。
因疫情關係，政府叫停了今年的64燭光晚會。有人對此強烈不滿，認為是政府借疫情進行政治打壓。
64已過了32年，全世界只剩下香港，每年仍會匯聚數以萬計的人，舉辦聲勢浩大的紀念活動，支聯會真是「功不可沒」。香港有不少人，至今仍堅持毋忘64，很大的一個原因是支聯會成功地令某些香港人的認識，停留在89年的見地，現實是歷史並沒有終結，世事如棋局局新。
89年春，我對北京的學生運動寄望很大，以為只要這場運動成功，中國就會進入民主新里程，人民就可以過幸福自由的生活。所以，我對這場運動被政府鎮壓，感到非常憤慨及惋惜。
後來，我很快發現，這類群眾運動的成功，並不一定可以為一個國家帶來真正的出路。羅馬尼亞就是一個好例子，齊奧塞斯古就是在群眾運動中倒台的，但羅馬尼亞人民的生活卻只有象徵式的改變。我去旅遊的時候，導遊告訴我，很多共產時期的官員一樣在位，人民的生活沒有太多的實質改善。
蘇聯的情況亦類似，葉利欽上台後，想一步到位，行資本主義民主政制，結果把俄羅斯的經濟弄到全面破產。我曾於他在任期間去過俄羅斯，莫斯科的馬路坑洞處處沒人修理，人們找不到工作，只能把國營企業的家當拆出來賣。俄羅斯的美少女被販賣到全世界提供性服務，連澳門賭場門口也站滿了高頭大馬的斯拉夫少女。這才為普京上台提供了客觀基礎。俄羅斯又再回到威權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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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的結果亦一樣，群眾運動推翻了穆巴拉克，穆斯林兄弟會透過民主選舉上台，最後美國卻寧願看到軍事強人去取代不親美的民選政府。至於利比亞就更慘，至今仍內戰不斷，人民都懷念卡達菲年代。
當年，北京的學生運動之所以可以獲得這麼高的評價，除了因為西方的傳媒大力吹捧外，還因為上述的歷史事件尚未出現，人們對群眾運動可能帶來的後果尚未有充分的認識。現實是中國這麼複雜的社會，根本不可能靠一場學生運動就出現根本性的改變。
其實，一個國家能推行怎樣的社會制度，無不受到時空的限制，並非腦海中有套理想的概念，就一定可以付諸實踐的。美國就全力在阿富汗與伊拉克做過這類實驗，近期已自認失敗。很難想像少不更事的天安門學生，一旦可以主導中國的發展，就能帶引中國順利進入一個全新的政治體制。
其他國家的經驗顯示：這類新的政府都不太成功，變成愈來愈依賴美國的援手，成了美國的附庸。這並非大多數中國人想看到的景象。很多毋忘64的香港人，其實都是出於一種純樸愛國的情懷，只是他們對世界的認知，仍停留在64發生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