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行跡」創辦人何文傑(右)認為,製作城市文物資料庫,有助政府制訂界石等文物保育政策(蘇文傑攝)
法律定義古代遺物和古物的定義是1800年前人工製作或建造之物,「香港行跡」創辦人何文傑認為,香港現時文物保護制度未能涵蓋界石和界碑等城市文物,其保育程度亦遠不及歷史建築,希望透過掃瞄文物的計劃,獲得完整的文物資料和地理資訊,補充官方紀錄的不足,增加公眾的認知,長遠亦可提升城市文物的地位,協助政府製訂更好的保育政策。
記者︰曾偉龍
城市文物記載城市的發展和變遷,但香港對城市文物的保育有所不足。「香港行跡」創辦人何文傑接受《am730》訪問時指,《古物及古蹟條例》中古代遺物和古物分別是指於1800年前為人工製作或建立的物體或建築,而古蹟辦負責官方文物記錄以建築物為主,即未能涵蓋港英時代在香港樹立的界石、界碑、舊郵筒等城市文物,有所不足。
現行界石紀錄零散不全
對於香港的界石紀錄,何文傑表示,本港⼀些學術機構和博物館有進行相關研究和記錄,但公眾難以查閱,有民間團體和文物愛好者會⾃發調查和記錄,但較為零散及不全面,而現時界碑和界石的記錄相對不完整,大部分界石更可能仍未被記錄。他估計,本港界石或有逾千塊,而海軍界石則有逾百塊,他平時會透過舊文件研究界石的可能地點,供其他愛好者尋訪,「而家佢哋(其他愛好者)搵得仲多過我哋」。
「香港行跡」另一創辦人林曉欣補充,借助廣泛的民間力量,將可更全面地發掘和記錄各處的城市文物,獲得較完整的記錄,同時市民親身參與文物保育⼯作,亦會提升了大眾對本地城市文物的關注和認識。
界石記載地段歷史
她指,界石等有趣的城市文物就在身邊,並訴說不同的土地故事,舉例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內就保留了多塊海軍界石,而毗鄰的香港公園除了有重置的海軍界石,旗桿屋後的石牆亦有將軍部界石當成石料使用。她指,界石見證了地段的歷史,可以發掘業主和建築背後的歷史,對應文件的資料,組成歷史故事,本港60至70年代後則沒有新設界石,失去一個考察地段歷史的渠道。
何文傑表示,民間的文物地圖紀錄可彌補官方和學術機構記錄的不足,而現時香港沒有針對界石、界碑等的保育政策,一旦涉及發展,業主不作保育重置,便會從此消失。他認為,收集文物資料長遠亦可提升城市文物的地位,讓學生和公眾了解地處偏遠的城市文物,亦可協助政府製訂更好的保育政策,例如製作統⼀和標準化的數據庫,針對未被完整記錄的城市文物,作文物保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