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區議會對香港良政善治的積極意義
香港新區議會制度下的首次選舉有序完成，「投票率焦慮」和某些勢力宣揚的「民主倒退論」不能成為評價本次選舉及其治理價值的主導框架。新的區議會選舉制度到底體現了怎樣的民主進步性？它對香港良政善治體系到底有著怎樣的積極意義？它是否會成為「賢能愛國者」的養成之所和進步之地？這些是觀察、評價和預期新區議會何去何從要思考和回答的基本問題。
新區議會選舉制度的進步性是相對於改革前區議會選舉制度的，這一制度的根本民主代表制原理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均衡參與」，是對社會代表性類型與層次的複合化、功能性理解。這種民主規範性理解與香港立法會制度原理相契合，與「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要求相一致，與「一國兩制」對香港的功能設定及規範預期深度關聯。而改革前的區議會選舉制度「過於政治化」，偏離香港基本法設定的非政權性區域組織的諮詢服務功能，成為香港本土勢力進行基層動員和顏色革命滲透煽動的溫床，並最終釀成了2019年「黑暴區議會」的顛覆性政治慘劇，倒逼中央啟動國安立法及選舉制度改革。新區議會選舉制度克服了改革前制度的基本風險和漏洞，推進與深化了「愛國者治港」的基層民主基礎。
新區議會選舉制度的民主規範性與合理性在於：其一，合法性，符合基本法定位元和香港基層公共服務的本質需求，是香港法治所容和市民所需的制度；其二，合理性，通過回歸諮詢服務本質及增強行政主導體制的監督指導作用，新的區議會架構可以更好扎根基層及服務市民，成為香港官民良性互動與管治認受性增強的重要橋樑紐帶；其三，均衡參與性，通過三個不同範疇的議員產生機制，保障了委任、界別互選和區域選舉的均衡結合，體現了香港基層社會代表性的差異平衡與相互制約，最終有利於公共利益的結構商談及呈現；其四，克服民粹化與本土化的民主異化弊端，從基層和根源處確保香港民主的理性品質和治理效能。
新一屆區議會選舉按照新的選舉制度合規、透明、有序及有競爭地展開，是政策之爭與君子之爭，不是政治化操作，也基本排除了本土極端勢力和外部勢力干預，體現了民主選舉的理性、和平及專注政策議題的規範取向。在愛國者的廣泛譜系中出現了五光十色，不是「清一色」，部分界別和選區出現了較為激烈的競爭，政策論辯的精準性和有效性得到提升，市民對新選制的理解和認同得到深化。選舉弊案和選舉糾紛大大減少，選舉管理機構與參選人之間更好溝通與互動，顯示香港選舉民主生態的好轉與選舉法治化程度的提升。愛國愛港陣營參選積極，對香港民主生態修復和選舉文化改良有較大的引領作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賢能愛國者」的風範和能力，出現了當選議員的專業化、年輕化、政治成熟化和政策理性化的顯著趨勢，預示著香港良政善治的光明前景。
此次新區議會選舉大體符合香港市民期待，杜絕了「黑暴區議會」，選舉產生了「賢能愛國區議會」，切斷了香港本土勢力與外部干預勢力的滲透煽動鏈條，實現了香港基層選舉民主的安全、有序、自主和良性競爭目標。新區議會與香港「一國兩制」體系中的其他管治機構和治理要素可以更好配合，起到特區政府在基層社會的治理助手作用，並可以作為基層社會向上反映和傳遞社情民意與服務需求的關鍵平台，從而在香港管治體系中承擔「接地氣」的治理資訊傳導機制和政府服務傳送機制。
對香港未來的繁榮穩定與良政善治而言，新區議會可以成為香港政治人才和管治人才的「搖籃」，可以從區議會的公共服務能力表現和社區評價中獲得政治選拔的可靠依據，可以激勵推動香港優秀青年人才以區議員為起點開啟參政之路，一定程度上克服公務員體制脫離基層與實際的制度弊端，引導香港政治與行政文化的積極轉變，塑造為民服務、心繫家國的優良政風及其能力要素。
當然，新區議會必然遭受多方面的期待甚至批評壓力，需要在實際履職和服務社會過程中展現真正的本領和能力，證明自身的競選承諾和賢能屬性，用實際行動贏得香港市民信任、特區政府信任和中央信任。
以結果為目標的新施政哲學需要真正面向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與經濟民生的結構性張力，需要外求高品質發展，內求公平正義，需要走出一條符合效率和公平原則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的新路，需要在香港自身發展與融入國家大局的發展進程中實現經濟、社會、制度和文化的全面檢討和更新，以更具包容性、創新性、進步性和制度韌性的「新香港」來鞏固「一國兩制」的安全基礎與信用基礎，來更好承擔香港平台連通內地與國際體系的橋樑紐帶作用。事實勝於雄辯，發展打破謊言，進步帶來團結，公平見證民主，分享增進文明，包容擴展價值，作為「愛國者治港」最後一公里的香港區議會選舉及其預期中的治理效能，無疑將成為「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建設與賢能愛國者管治體系塑造的新起點。
未來香港的真實命題是如何繼續承擔起國家現代化與國際化的戰略與制度槓桿作用，這需要香港社會和解與團結，需要香港社會對國家權威與國家制度的信任和信心，需要香港社會有適度合理的危機感及分寸感處理與國家及世界的微妙關係，需要香港人心安定和社會公共文化的理性沉澱，而區議會選舉及未來的治理績效，或可成為香港良政善治的在地契機和民主復甦的希望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