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一篇文章介紹過以教育為主題的首條粵港澳大灣區文物遊徑,以歷史建築反映三地在教育方面的緊密連繫。我想在這篇文章透過歷史建築,與大家分享在清代鴻儒及華商的著力推動下,香港早年的華文教育發展。
談到早期為華人子弟提供教育及培訓的辦學機構,不得不提於1909年創立的孔聖義學,原址已被活化成「大坑火龍文化館」。清朝晚年,康有為和梁啓超提倡變法救國,以復興孔教為重點,廣為省港華商接受。清廷於1905年廢除科舉考試後,華商便在廣州創辦《祖國文明報》,宣揚儒學思想,更於1907年在廣州創立孔教義學。香港華商也不甘後人,於1909年創立香港孔聖會,並在大坑創辦第一所孔聖義學。香港孔聖會創辦人之一是華人領袖劉鑄伯(1867-1922),他曾先後出任東華醫院主席及潔淨局(其後易名為市政局)華人代表,於1913 年更接替何啟出任定例局(現稱立法會)議員,積極參與華人社會的領導工作,並創辦華商總會等。
大坑孔聖義學是當時第一所由香港孔聖會舉辦的義學,孔聖會於高峰時期曾在全港營辦三十多所義學。孔聖義學除宣揚孔教思想,更著力照顧貧民子弟,義學的教學內容豐富,所授科目除漢文部的文學、經學、歷史和修身等,亦有英文部的文法、會話、譯解、算術、地理、衞生和救傷等課程。校舍在香港日佔時期遭受嚴重破壞,大戰結束後,學校得到區內居民捐助,在原址重建。
除了孔聖義學,另一與推廣儒學息息相關的辦學機構還有孔聖講堂。清廷廢除科舉後,西方宗教和學術思潮日漸衝擊中華文化,香港華商如簡孔昭、曾富、周壽臣、羅旭龢、曹善允和周埈年,以及名儒溫肅和朱汝珍,共同籌建孔聖講堂,希望藉名儒講學,以文學道德教化民眾。簡孔昭更捐出土地和資金,以興建孔聖講堂。位於銅鑼灣加路連山道的孔聖講堂(一級歷史建築),於1935年落成,是香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儒學傳揚地。
在推崇孔聖儒學時,晚清鴻儒也掀起一股保衞國學的風潮。上世紀二十年代,前清太史有感於西方思想衝擊中華文化,借鑑廣州著名書院「學海堂」的經驗,擬於香港設書樓講學,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獲何東、利希慎、李海東和郭春秧等紳商支持。學海書樓於1923年創立,廣集鴻儒如陳伯陶、賴際熙和朱汝珍講學,致力發展儒學和中文教育,亦推進了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的成立。
1960年代,學海書樓的中環樓址重建,適逢香港大會堂(法定古蹟)建成啟用,遂將全部藏書借存於大會堂圖書館,直至2001年,藏書遷至香港中央圖書館保存。現時,書樓藏書超過1 900種,合共34 600 餘冊,主要為國學古籍的線裝本和手抄本,經、史、子、集俱全,實為不可多得的國學寶藏。
學海書樓推動中文教育功不可沒,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在一眾華商與學者的支持下,於1927年創立。華人領袖鄧志昂更獨力捐建一座建築,供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使用,以保存中國國粹及推動國學經典研究。大樓於1931年落成,以鄧志昂命名(鄧志昂樓外部為法定古蹟),以作紀念。
另一熱心華文教育的企業家馮平山於1924年起捐助香港大學,於1929年建議大學興建中文圖書館,並捐贈十萬元,其後再捐款資助購置圖書館的文具、電燈、風扇、家具及書架等設施。馮平山圖書館(馮平山樓外部為法定古蹟)的成立,促使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及中文教育能長足發展,亦成功邀得學者許地山教授於1935年出任中文系系主任。
馮平山於1931年去世,未能親眼目睹香港大學中文圖書館落成。其子馮秉華在圖書館落成時講述父親對圖書館的冀望:「先父對香港大學成為南中國學術中心深具信念,且深信此中文圖書館必能填補本港教育制度之重要空隙,使東西文化制度能溝通研究。」
探尋這些歷史建築的往事,一段段早年學者與華商不遺餘力傳承中華文化和培育人才的故事亦浮現眼前,令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