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懷一念奠傳承

上周是香港大學的奠基日，辦學的先賢必然也曾想過這份基業的遺產，對後世的影響。建功立業，「贏得生前身後名」，可能是大多數開荒者或領袖的夢想。我校創院院長白文信(Patrick Manson)曾說過，「古希臘城邦向以英傑稱豪，願香港及本校從此人才輩出，亦為未來華夏盛世所識。」(“……the old Greek cities used to boast of their great men, and claim them with jealous care. Let us hope that in the new and greater China of the future, when the learned dispute of their great men, not a few may be claimed for Hongkong and for the school to-day inaugurated……”)130年前創校之初萬般艱難，但白文信對醫學院的遺產已經有所思索。

習醫辦學，都是功在未來的事，無法立竿見影，所謂「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這種腳踏實地，耐心耕耘的態度，與現今凡事講求效益的微觀管理手法似乎格格不入。其實，為政也不能急於求成，因為領袖一念之間的政策，影響可以波及未來幾代人。

治國如治病，醫生要衡量治療的副作用，政治家也應考慮政策的深遠潛在風險。即使是我校最赫赫有名的首屆畢業生，兩岸都奉為「國父」的孫中山，在他滿懷理想設計民國的時候，又有多少真正經得起時間考驗，能稱為上策？「三民主義」在當時已遭批評為不符合國情；「五權憲法」中的監察權和考試權，今天一再有聲音要求廢除；還有人指他的「五族共和」之說，是為日後民族衝突埋下的導火線。

1925年3月13日中山先生病逝翌日，梁啟超撰文《孫文的價值》稱：「我對於孫君最不滿的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我們所看見的只是孫君的手段，無從判斷他的真價值。」梁啟超的重點不是批評孫中山的道德人格，施政看的是長遠影響，但在當時來說，尚無法判斷孫中山的政治遺產是好是壞。

以國父之尊，其當年所制訂的政策，尚且遭到後世無休止的質疑；面對如今瞬息萬變的社會，誰又能說自己的政策是絕對正確，萬無一失？凡剛愎自用的，往往會留下一堆負資產，而非造福於後世。在治療疑難雜症時，再高明的醫生也應耐心聆聽，謙卑受教，廣納智賢會診，與病患及其家屬充分溝通，建立互信，真正的療效必須經過時間的測試和消化，才能水落石出——此亦所有領袖應銘記的心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