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醫在香港登陸之初，正值中國政局山雨欲來，造就了第一批華人醫生，他們服務貧苦大眾，銳意破除落後風俗和迷信，憑知識和勇氣戰勝瘟疫，推動公共衛生的建立，為後來的城市開拓及人口蓬勃，奠下基礎。這些先行者正是華人西醫書院的五十多名畢業生。
今年港大醫學院紀念活動主題「睿智、仁心、承擔」，既是對創校宗旨的呼應，也是一脈相承的傳統。
「睿智」體現於醫術的精進和科研競爭力，是醫學院的學術實力所在：譬如微生物學研究應用於公衞抗疫，外科手術因環境的局限而大膽創新，為對付頭號殺手來策解癌魔的分子基本，皆有份締造香港醫療的領先地位。但科研工作猶如逆水行舟，尤其是在創科突飛猛進的時代，如何令下一代人才獲得最有利的成功要素，策略性投入資源以取得突破，乃當務之急。
「仁心」為醫德之首，也是行醫之本。這恰與儒家思想相通：儒家以仁為最崇高的目標，以惻隱之心為仁的起點；醫學亦然，仁心是不忍疾苦，也是勇於奉獻，更是在每一個危難關頭堅守崗位，從無卻步，我校從1894年的瘟疫，太平洋戰爭，難民潮時期肺結核肆虐，直至近年的沙士疫情，都通過了重大考驗，但如今面對老、大、難的現代魔咒——高齡人口，慢病普遍化，兼且醫療日趨市場主導的誘惑，信念又是甚麼呢？
至於「承擔」，則是行醫古往今來的傳統。一個好醫生必然對社會有所承擔，孫中山棄醫從政，放棄的只是行醫的職業，但拯救中國於專制之苦，銳意改革政治，上醫治國，當仁不讓，他的後輩也承前啟後，熱心公共事業，致力改革弊端，率領社會進步。
其實將西醫帶來香港的不是科學，而是宗教情懷。東西方雖文化差異懸殊，不乏衝突，但拯治傷病，解救痛苦的宗旨則普世共通。東西方相遇能否真正超越文化隔閡？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生於印度的英國詩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名篇「東西方歌謠」(The Ballad of East and West)的開頭兩句持如此觀點：「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東西永不相逢，直至地老天荒」(“Oh, 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香港正是東西方文化相遇的答案。摒棄種族出身，財富地位等固有背景，讓下一代在平等的環境中成長，接受同樣優秀的教育，成為自由獨立的人，而無所謂東方還是西方，這便是東西方相遇交匯的真諦。香港醫學130年來的發展和成就豈非最好的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