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後很多事情都可以自把自為，包括自己的薪水。從香港最大的廣告集團跳出來做一間蚊型企業的CEO，自然無法支付原來的薪酬。如果堅持支取原來的薪酬，公司也難以獲利，「共享成果」便只是一句空話。但要減到甚麼程度，也很難有科學準則。我當時作了一個決定，就是大概以毛利1%作為我的薪酬。
當時這個決定也不是根據甚麼科學原則，我只是以我離職時薪酬相對於集團的毛利去計算。當然，我在舊公司初上任的時候，薪水是遠高於集團毛利的1%，只是後來集團毛利翻了好幾番，淨利上升了幾十倍後，我的薪水才上升了一倍左右，到我離職時已經降到只佔集團毛利的1%。
創業的第一年，每月毛利才30萬元左右， 1%只是$3,000，所以我決定不出糧。第二年平均每月毛利已經有1百萬，我才出1萬元糧，比起當年入職的大學畢業生還要低。我當時的想法是，不希望自己的薪水成了同事的負擔，雖然只是蚊型公司，但CEO的負擔水平仍等於最大規模的公司。
1%對我來說也有另一層意義。資本主義為人詬病的一個現象是1比99，1%的人奪取了99%的財富，這原則令我永遠只做謙卑的1%。另外，我也是一個懶惰的人，訂下一個原則便不需要經常做決定，也避免集團日益發展後自己變得貪心。
因為這個1%原則，我在過去10年的薪酬都遠低於10年前，也不是集團最高薪的人。但隨着集團的成長，這1%愈來愈多，加上作為股東的收益，我在去年的收益第一次突破以前的年薪，這也讓我反思是否需要引入一套遞減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