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防部長董軍在2024年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發表了關於中國國防政策與安全政策的重要講話,闡述了中國的全球安全觀及其維護者角色。在全球安全公共品日益匱乏、霸權主義與地緣衝突飆升、全球秩序重新「戰國化」的大變局下,人類渴求和平、安全與可持續發展的願望高漲,中國立場與聲音是最佳的回應,也是最可靠的希望。
董軍部長就全球安全觀重點闡述了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對中國戰略安全思想之墨家「兼愛非攻」原則的追溯與發揚;第二,對亞太和平安全之「三個不允許」的政治承諾;第三,對亞太長治久安的「六點建議」。環顧全球,歐洲陷入俄烏戰爭僵持不下難以自拔,顯示出歐洲和平安全之法律基礎和政治協調機制的失效;中東陷入巴以衝突無法解脫,巴勒斯坦遭受空前的軍事壓制和人道災難,阿拉伯國家陷入對抗漩渦,以色列陷入與周邊國家前所未有的危險衝突之中並在國際社會遭遇邊緣化處境。新的世界大戰,因亞太的相對和平特別是中國的戰略定力和戰略威懾力而沒有實際發生,否則全球都將陷入戰火,可謂天下大亂。中國不戰,則列強不敢尋戰,但列強在亞太周邊的「切香腸戰術」和極限挑釁,卻在製造地緣衝突的極端危險,中國必須具備強大的威懾止戰能力,且需要做好反擊極端挑釁的應對準備。董軍部長的全球安全觀即圍繞統籌國內安全與國際安全、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而系統闡發。
中國古代戰略安全思想博大精深,孫子兵法智謀周全,不必多提,儒家和法家皆有天下秩序的謀劃,但此次董軍部長提到的墨家的「兼愛非攻」值得特別關注。在諸子百家中,墨家代表社會底層視角和利益,對儒家、法家皆有批判,其主要思想家和行動派在哲學、科技、政治、法律、社會、文化等方面別具一格,有關懷貧弱之德,有善用技巧之能,有溝通天人之意,有和平正道之行。「兼愛非攻」是墨家的核心政治思想,也是戰略安全原則:其一,「兼愛」是反對儒家有差等的愛,主張天下同胞共同的愛,是共同體主義的道德原則,與西方道德哲學之「博愛」存在互通,內含對同胞的守望相助及和平共處的規範期待;其二,「非攻」是一種非常寶貴的和平主義哲學,針對的是春秋戰國之際的霸道橫行與戰爭衝突,霸道與戰爭是聯姻體,對天下和平與黎民蒼生造成嚴重傷害。墨家頗有任俠仗義之風,對天下不平、諸侯暴政、霸道作為及蒼生痛苦有深切的同情思考、哲學回應與政治介入。當今天下,列強紛爭,猶如戰國亂世再世,而二戰後形成的聯合國國際法秩序日益式微,和平發展之大道遭受美西方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之嚴重挑戰和破壞,「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日益暴露出其西方中心主義與霸權主義的本質及其破壞性。董軍部長通過引述墨家經典原則,向全世界傳遞中國和平安全政策的來源和規範性根基,樹立各國對中國國家哲學與國家行為確定性的準確理解和認同。
「三個不允許」和「六點建議」
在實踐與行動層面,董軍部長提出了「三個不允許」和「六點建議」:前者是「破」,表示對美西方危害全球安全與發展基礎的批判與抗爭立場,中國堅定站在反霸權與國際正義的一邊;後者是「立」,中國基於自身文明基礎和政治哲學立場,提出針對亞太乃至全球和平與安全的建設性意見,其政策要點切中全球安全之要害,體現了中國承擔區域乃至於全球和平安全責任的大國自覺與實踐擔當。
「三個不允許」具體是指:我們不允許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損害亞太,不允許把地緣衝突、冷戰熱戰引入地區,不允許任何國家、任何勢力在這裡生戰生亂。這一闡述是有明確的現實針對性的:其一,亞太地緣政治環境複雜,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地區霸權主義、宗教保守主義交錯滲透,不同民族與宗教衝突時有發生,美西方對亞太之支配體系不斷變形演化;其二,美西方針對中國崛起而構造之「第一島鏈」甚至更大範圍的「印太」戰略包圍圈,對中國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造成嚴重損害,並刺激挑動地區國家之間的地緣對抗和安全衝突;其三,美國出於維護霸權的自私利益,針對中國周邊策動冷戰甚至代理人戰爭的危險方案,在東海、台海、南海乃至於更大區域範圍內進行切香腸式的戰略挑釁和底線測試,製造地緣衝突的危險場景和遊戲戲法;其四,中國與美西方對亞太區域的冷戰式利用和霸權經略術不同,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以東方文化的和合倫理處理外交與安全事務,堅持反霸權以及聯合起來鞏固和平安全與共同發展的文化和制度基礎。由中國國防部長講出「三個不允許」,就是對美西方霸權三次「說不」,也是對區域內某些勾結外部勢力謀求「次級霸權」的國家發出明確警告。聯繫近期南海區域菲律賓的挑釁行為,我們可以更好理解中國國防與安全政策的底線思維與行動邏輯。
在「三個不允許」中,「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是意識形態和思想根源,來自美西方的殖民主義傳統和全球霸權邏輯;「地緣衝突、冷戰熱戰」是對抗手法,是美西方慣用的挑動地緣矛盾激化以及根據戰略對手具體情況進行冷戰與熱戰的組合遊戲,製造地緣範圍內永久無法彌合的政治「潰瘍面」,可以造成國家分裂,民族仇殺,難民湧動,秩序大亂,而美西方可以從中漁利並取得道義、地緣、政治和經濟的巨大利益,甚至實現強制性的軍事存在和安全系統的嵌入;「任何國家、任何勢力」是指向上述危險遊戲的主體,既包括亞太域外的美西方列強,也包括域內的某些尋求勾結外部列強以謀求「次級霸權」的國家,後者在文化和政治上並不成熟,甚至不具有完整的主權,對亞太整體的和平安全缺乏責任倫理,但卻陷入了民族主義、政治投機主義甚至地區霸權主義的心智迷障之中,在戰略上走了錯誤的道路。
「六點建議」是中國面向亞太和全球的安全制度構想和政策倡議,具有顯著的和平發展內涵和集體行動價值。中國的民族復興與人類共同利益是和諧共生關係,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和平發展關係,這是由中華文明特性和全人類共同價值決定的。中華文明特性是歷經五千年文明史探索、錘煉而形成的五大要素之結合,即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其中的「和平性」是中國與世界相處的規範原則,也是墨家所謂「非攻」的根本訴求,是協和萬邦、天下大同的全人類和平安全之秩序理想。全人類共同價值不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所謂「普適價值」,而是包含中國文化價值與其他文明合理價值的共通價值,具體包括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與自由。建立在中華文明特性基礎上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及其現代文明形態,不可能追求「國強必霸」的西方式現代化目標,而必然堅持走中國式現代化的和平發展道路。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包含著反對霸權與不公正以及積極探索和平發展新秩序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道德與制度願景。在大陸2024年初重磅推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的第十六講中,「文明新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中國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基本態勢和前景,值得期待。而董軍部長的「六點建議」反映了中國發展的文明新路意義及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道德進步性和制度理性。
「六點建議」具體是指:第一,維護各國正當安全利益;第二,共創公正合理國際秩序;第三,發揮地區安全架構作用;第四,推進開放務實防務合作;第五,打造海上安全合作典範;第六,加強新興領域安全治理。這六點建議涵蓋了國內安全與國際安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這些建議體現出:第一,中國堅持共同安全觀,在雙邊和多邊範疇積極推進安全磋商和安全架構建設,將「正當安全利益」作為平等互動的核心關切加以維護和促進,杜絕一方絕對安全而其他各方絕對不安全的失衡性與衝突性;第二,注重整體秩序改良和制度建設,對國際秩序進行檢討和完善,對地區安全架構進行整理和修復,確保國際秩序與地區安全架構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制度功能得到有效發揮;第三,以安全合作為基本原則與互動機制,突出防務合作尤其是大國防務互信機制及衝突避讓機制的建設,特別重視海上安全合作,避免捲入海洋軍事衝突,避免落入美西方的海洋霸權陷阱;第四,注意統籌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凸顯在新興領域的安全治理,特別是在人工智慧、大資料、新能源、生物技術、航空航太技術等高科技領域,反對技術冷戰與脫鈎主義,反對單邊破壞全球產業鏈和技術合作網路,這是針對美西方科技冷戰與卡脖子政策的嚴正反擊,也是對各國與中國開展科技合作的立場表白與政策聲明。
總之,2024年香格里拉對話會是在大變局與地緣衝突風險空前凸顯的條件下進行的,各方勢力競相提出主張和理由,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觀及對亞太和平安全的診斷和方案,是此次香會的亮點和希望。當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中國國防與安全政策及其理由的系統闡述,以及中國對區域與世界和平的理解、承諾與責任,還需要面對美西方霸權的持續挑戰,還需要中國更強有力的發展,還需要中國與國際社會更深刻的互信與集體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