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共同安全觀破解巴以衝突難題

中美元首三藩市會晤是全世界和平發展領域的最重大事件。這一會晤事關中美相互的安全與發展利益，更涉及對全球性安全危機的頂層磋商和責任協調。雙方就俄烏衝突、巴以衝突、台灣問題等進行了深入對話，試圖建立管控極端風險的「戰略護欄」。中美相向而行，建設性、制度性共建「戰略護欄」，設定底線與行為準則，並為全球治理提供原則、方向和協調管控機制，這是全世界的福音。「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在評論此次會晤時認為「中國是世界舞台上的最大玩家」，顯示對中國智慧與中國力量的肯定。事實上，中國不是甚麼「玩家」，而是基於自身偉大文明與負責任國際行動倫理的和平維護者，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鍵推動者與建設者，而不是新霸權的追求者。新加坡著名外交官兼戰略思想家馬凱碩在《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和戰略抉擇》一書中也盛讚過中國文明與政治上的戰略智慧之深廣度。

安全是人類社會最基礎的公共產品，是人類和平發展最深刻的內在需求。人類文明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安全觀與安全制度的發展史。有了安全，才有相互信任和共同發展，否則人類必然陷入戰爭衝突之中，停滯而不安。近期巴以衝突再次升級，哈馬斯對以色列展開多層面攻擊，以色列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反擊和報復，甚至引發了一定程度的人道主義危機和人權悲劇。雙方僵持不下，暴力衝突與遊行示威波及全球多地，暴露出全球安全治理危機的深化。

巴以衝突的深層次背景是文明衝突與安全衝突，涉及伊斯蘭教與猶太教、阿拉伯民族與猶太民族之間的千年恩怨與二戰後的長期矛盾衝突。二戰後，在美西方支持下，以色列獨立建國，但巴勒斯坦一直未能完成建國。數次中東戰爭的結果是，以色列佔領了巴勒斯坦相當部分領土，猶太人定居點不斷擴充，巴勒斯坦建國機會和條件一直未能具備。從國際社會共識來看，支援巴以分別建國的「兩國方案」是最佳解決方案，但以色列的強勢壓力和美西方對以色列的一邊倒支持，以及阿拉伯世界的不夠團結，導致這一方案始終未能落地。

在巴勒斯坦長期未能建國的窘迫條件下，巴勒斯坦內部產生了派別和路線的分化，有偏向激進立場的哈馬斯和傑哈德，也有走溫和路線的法塔赫，路線差異反映了巴勒斯坦人對政治前途與自身命運的不同思考。以色列內部則維持一種強勢的猶太人中心論和優越論，並借助美西方霸權支持壓制巴勒斯坦人的建國訴求和民主權利，甚至無視聯合國層面的關切和呼籲。以色列立場與行動的背後是深刻的文明衝突論邏輯。

文明衝突論是亨廷頓的著名理論，反映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自我中心主義和自我安全觀，即西方代表文明標準，與非西方文明之間存在不可化解的衝突，而西方的安全需要建立在優勢、絕對和凌駕性的基礎之上。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及其執行措施典型體現了這種自我中心主義的絕對安全觀，將自身的絕對安全建立在其他國家與民族的不安全之上。

巴以均有獨立建國和生存權利

從國際法及民族自決權層面看，巴以均有獨立建國的政治權利和獲得安全的生存權利，但以色列的自我中心主義安全觀及其單邊行動妨礙了巴以和平進程及地區安全秩序的規範建構。以色列很大程度上分享了美國的絕對安全觀並倚靠美國霸權的支援，試圖在中東地區建立絕對安全的永久秩序。

事實證明，以色列謀求的絕對安全是不可能實現的，特別是這種安全以自我為中心，以損害巴勒斯坦獨立建國權利和民族安全為代價，並對聯合國決議與國際法原則造成挑戰。依靠文明優越論和絕對安全觀構築的國家安全秩序，必然是短暫和脆弱的，只能憑藉強權維持一時的安全，卻不可能建立共同、可持續、可分享的安全。被壓制和被剝奪的弱者一方，必然會積聚越來越深的仇恨和報復情緒，並尋求時機加以釋放。強者無恆恆強，弱者無恒弱，永久和平與可持續安全，最終的依靠不是絕對實力，而是主權平等、文明互鑒與和平發展。

2022年4月21日，習近平主席在博鼇亞洲論壇上正式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議，核心內容包括「六個堅持」：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堅持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堅持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堅持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堅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這是習近平新時代全球安全治理的綜合性、成熟性主張。「六個堅持」融合了文明互鑒、主權平等、民主協商、共同安全的核心價值與制度方法，在俄烏衝突與巴以衝突的調停和處理上均有著重要的應用價值。2015年《國家安全法》規定了「總體國家安全觀」，提出統籌國內安全與國際安全，實質上包含了對全球安全的積極思考與探索。習近平主席在今年6月會見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時提出了解決巴以衝突的三點主張，即獨立建國、民生保障、正確和談方向，顯示出對全球安全倡議的規範性運用，折射出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國智慧光芒。

中國的「共同安全觀」堅持國際法原則與文明多樣性基礎，以和平發展為核心價值觀，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想相契合，反霸權，伸正義，促和平，謀發展，是21世紀人類文明進程的重要思想路標。而美西方的「絕對安全觀」建立在西方文明中心論和霸權論基礎上，無視和壓制非西方國家與民族的主權、安全與發展權利，造成了全球秩序動盪和人道、人權的災難。巴以衝突如何走出困境，締造永久和平與可持續安全格局，需要雙方相向而行，其關鍵在於回到國際法原則層面以及對「共同安全觀」的積極認同、吸取和運用。

需要一攬子思考解決方案和多層面協調

從巴以衝突的國際調解機制來看，需要一攬子思考解決方案和多層面協調問題：

其一，巴以衝突的制度化解決方案必須回到國際社會共識性的「兩國方案」，如果壓制甚至剝奪巴勒斯坦人獨立建國的民主權利，反抗與衝突就會永無止境，以色列不可能獲得和平與安全，全世界的猶太人也會陷入危險境地；

其二，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必須適可而止，必須嚴格遵循國際人道法並保障平民安全，否則有可能構成戰爭罪、種族滅絕罪等，並導致以色列在中東地區的道德和政治的信用進一步下降，導致西方軟實力的結構性內傷；

其三，巴以衝突與俄烏衝突可能存在一定的關聯，需要美西方統籌「兩個戰場」以實現完整、平衡與可持續的和平，單純從巴以雙邊衝突切入難以有效解決當前的嚴重戰爭危機；

其四，中美兩國對全球和平與安全負有重要的協調和治理責任，此次中美三藩市元首會晤也涉及到了巴以衝突的棘手議題，美方一定程度上希望中方承擔調解角色，中國可以根據國際法、衝突的是非曲直以及自身國家利益展開負責任的調解行動，為中東和平作出獨特貢獻，以回應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

其五，聯合國的調解與人道行動應當重新評估和強化推進，安理會近期通過的人道主義暫時停火決議是國際社會的強烈共識，需要轉化為具體的調解行動、人道援助計劃和道義壓力，推動加沙地區的衝突降級和安全秩序重建，並確保巴勒斯坦人對該地區的主權和治理權；

其六，中國推動的國際調解院機制正在香港籌備和進展，對地區衝突與和平安全議題的法律調解應當是這一新機制的重要治理責任，在巴以衝突的未來調解與和平進程中，國際調解院應當發揮適當的制度性作用，以典範展現「一國兩制」下香港服務國家涉外法治與全球治理戰略的制度化、專業化能力。

總之，霸權安全與種族優越論無法帶來永久和平，也不可能建立持久的安全秩序。只有共同安全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存倫理，才是人類社會和平發展的正道。巴以衝突升級給巴以雙方與全世界出了一道難題：不同民族與宗教的人群如何實現永久和平與共同發展？回到國際法框架，尊重不同民族的自決權利和生存發展權利，尊重不同宗教和文明的存在性與合法性，超越「文明衝突論」陷阱，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道坦途，共同安全才會造福全人類。消滅哈馬斯不是安全目標，真正的安全目標應當是「兩國方案」的制度化以及一攬子安全保障協議的法律化，這考驗到巴以雙方及國際社會的根本文明準則與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