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堂食令反映出一個堂食午餐所「附送」的空間是如何可貴，沒有這些「附送」的空間，我們幾乎無處可去。(資料圖片)
禁堂食令，雖然是無效的抗疫政策，但卻是一個極佳的公共空間實驗。當失去了私人空間(由私人擁有權確立)，例如餐廳，香港有甚麼空間去容納一班要吃飯的人？
大家都知道，一個飯的價錢，除了原材料外，還有人力資源及租金。因此你的金錢不僅花在食物上，其實亦花在使用空間的權力。禁令反映出一個堂食午餐所「附送」的空間是如何可貴，沒有這些「附送」的空間，我們幾乎無處可去。
在此文，我們先不討論深層次的公共空間，即是一個可以刺激公民參與，組成公共生活的空間，以最廣泛的定義來說，公共空間是可以容許一切的不滋擾公眾的活動。在禁令生效時，社交媒體上流傳打工族在街上蹲下吃飯的狼狽相，就可以看到香港的公共空間就差不多只剩下行人道路。可惜的是，一直以來孕育着不少公眾活動的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在2018年被「殺街」，只留下商舖和車。
香港公共空間的問題重點不在於公共空間如何匱乏，而是商業空間如何成為了我們公共生活的主軸，令我們一直忽視公共空間的重要性。以前的屋苑樓下不少是公園或運動場，但現在十個屋苑有九個都是建築在商場之上，九龍站上蓋便是一例。更甚的是，不少商場與地鐵交通網絡相連，既是公共領域，又是私人地方。疫情下，港府關閉了公園，沙灘等等公眾地方，市民亦只得商場可去。資本主義下，我們都習慣了社交與消費掛勾，一般聚餐，聚會都會在商業空間下進行，派對房間(Party Room)商業模式可以作為一個切入思考點：為什麼香港人願意花金錢到一個只為社交的空間？
商場在香港人公共生活中之重要，令抗爭活動也在商場裏進行。抗爭者在商場裡建立「連儂牆」，高呼口號，大聲歌唱，他們從街頭走進商場，正因為空間使用權決定於業者手中，而非公權力。 抗爭者善用了商場商業空間與公共領域的灰色地帶，模糊了界線，推翻了兩者不可能共存的觀念。
公共空間私有化(如08年時代廣場將廣場公共空間出租)固然是蠶食公共空間，但私人空間公共化卻鮮有所談。要使用空間，在寸金尺土的香港是需要極大成本，所以發展公共空間在面對許多城市問題時的成本效益不大；再者，規劃者對公共空間等於休憩遊樂公園的刻板思維也令僅餘的公共空間被浪費。因此，將私人空間公共化或許是一個可行的模式，意思是將商業空間的一部份供以非商業性質的公共用途，融合私人和公共利益，並較不受僵化的條例管理。
最典型的私人空間公共化，其實是星巴克。星巴克的商業賣點是「第三空間」(而非他們的咖啡！)，意即介於家居與工作之間、支持公共生活的地方。如果你查看他們的官方網站，他們有列明其「第三空間」政策(Third place policy)，容許所有人不用消費也可以享用其空間及設施，亦容許所有不滋擾公眾的活動。如禁令再起，打工族或許不用再流連街頭了。
在東京住宅區有一間喫茶洗衣店，咖啡店裏有6台洗衣機，店主認為既然社區民眾來做洗衣家務，就索性添了一個車衣機。漸漸市民開始當店舖為一個做家務的地方，市民在這個「社區中心」開始熟絡，亦互相幫忙。店內從來沒有計劃任何活動，所有人都可以免費自由使用空間，咖啡店的收入亦能維持開支平衡。日常都市生活不可能脫離消費又或是資本主義，但是公共空間往往就是從限制中創造及開拓，甚至抗爭而得到。透過打破私人和公共空間的隔膜，空間的靈活性就能提升，若加上科技利用，更可以達到下章回會提到的的機動城市主義(Tactical Urb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