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的早期經驗與遺產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平視西方、回溯自身文明及尋求貢獻於人類和平發展的總體性概念及其全部實踐體系。這意味著中國與西方之間「平等競爭」時代的到來，也標誌著中國天下主義古典理想的啟動和踐行。二十大報告聚焦中國式現代化及其新時代願景，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深描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與路徑。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概念是晚近建構形成的，但作為歷史意識與歷史實踐則是從中國近現代史開端即展開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前史及其歷史經驗和遺產，是我們理解中國式現代化內涵和實踐的關鍵基礎。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的一種現代生存意識，是對現代化作為一種世界歷史命運的領悟與實踐，是相對於兩個參照物而加以界定的：其一，中國古典文明，在這一體系內不存在西方現代化概念與意識，中國自成一體，文明與思想相沿成習，並作為東亞廣泛區域的文明中心和制度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而存續，故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自身文明與思想的一種規範性突破，存在一個嚴格的「古今之變」；其二，西方現代化，即作為刺激中國反思自身文明及採取適應性變革步驟的西方觀念與制度力量，這種力量首先是以「堅船利炮」的物質文明形式呈現，由此帶來割地賠款的屈辱性歷史經驗和不平等的國際政治地位，其次則是經由內部反思和外部輸入而出現的對西方力量之制度層面與文化層面的認知與接引，這一維度呈現的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中西之別」。古今、中西的四維變革，本質是傳統與現代的規範性轉換，是中國文明對現代性的特定理解於實踐轉化。由此，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一個本質化與客觀化的中國文明演變新階段而得以開啟。中國式現代化始終在古今、中西的交叉維度與觀念坐標系中複雜調適及演變。

以1840年為歷史原點的中國近現代史，是古典中國與現代中國的體系性損益過程，包含了觀念與制度的重大裂變及中國文明的歷史性回歸。「兩個結合論」即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這一回歸的政治思想標誌。在這一百餘年進程中，中國式現代化呈現出三個層面的典範進展與累積演化：

其一，物質現代化。現代化意識與實踐壓力首先來自中國人對「中西之別」的表層認知，即中國在物質技術上落後，技不如人，所以遭受了戰爭失敗及割地賠款的屈辱。這是鴉片戰爭之後催生的反思意識和反思成果，其思想理論的代表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而實踐方案的代表即洋務運動。當時的中國文化與政治精英相信，中國文明的本體文化和本體制度仍然是先進和優越的，只是在作為技術性要素的「用」的層面遜色於人，故針對性的補救方案就是「師夷長技以制夷」，只要補上技術短板，中國將重新回到自足而強大的地位與狀態。儘管這一時期亦有部分啟蒙性質的學者和學說出現，但主導性的思想理論和實踐方案集中於技術性的物質現代化層面，尚未觸及較深層次的制度現代化和文化現代化。洋務之「務」乃技術與實業之事務，而不是制度與文化之本體性改造。中國文化與政治精英巧用中國哲學上的體用二分法區別中西優勢，將西方優勢限定於技術之「用」，而從思想和政治上維護中國文明之「體」。這在理論上是富有智慧和原則性的，但在實踐上並不能真正補救中國之戰爭失敗及其半殖民地化的歷史困境。打破洋務運動與物質現代化基本進程與信心的是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因同為東方國家，日本現代化的「明治維新」走了一條觸及制度和文化的現代化道路，實現了快速的富國強兵並打敗大清帝國，這在中國文化與政治精英層爆發了一場精神革命，中國式現代化的反思和實踐進入更深的制度層面。「公車上書」就是晚清中國文化精英之現代化思想觀念結構性轉變的標誌性事件。

其二，制度現代化。現代化反思由物質而進入制度層，是中國文化與政治精英思想進步與西學認知深化的體現。作為結果端的「堅船利炮」並不是單純、孤立的工廠製造品，而是資本主義現代化工業體系的產物，是雇傭勞動、契約社會、民主政治與法治體系良性互動的結果。制度現代化的最初方案是君主立憲制，這受到英國、日本經驗的啟發，也受到大清君主制現實的約束。制度現代化的思想理論既有康梁「托古改制」的因素，也有西方政體理論的成分，是中西混雜的政治思想成果，而其實踐方案則落實於戊戌變法。但清末戊戌變法遭受失敗，統治精英層未能就君主立憲制改革達成穩定的政治共識，反而演變成一場光緒與慈禧溪之間的奪權鬥爭。君主立憲制的失敗，為孫中山的民主共和制實驗提供了歷史契機和制度空間。事實上在君主立憲派思想造勢和政治運作期間，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與政治運動已然展開並具有一定的競爭力。戊戌變法之後，制度現代化的命題並未消退，而是呈現出三股勢力的競爭性歷史博弈進程，即慈禧保守派的憲制改革、康梁維新派的君憲再動員以及孫中山革命派的民主共和運動，三種制度現代化方案存在較大衝突和競爭特徵，但都面臨著如何既保存國族又實現政治發展的壓力。保守派的憲改最終失敗，康梁維新派的後續變法動議始終缺乏穩定的政治基礎和力量來源，人心思變並日益激進化的中國社會最終選擇了辛亥革命的制度現代化方案，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即中華民國。共和理想雖然落地，但中華民國政體並不穩定，內憂外患，袁世凱稱帝與張勳復辟造成了民國空前的政治動盪與合法性危機。在此背景下，中國文化與政治精英對現代化的反思更進一層，從制度轉入文化層。

第三，文化現代化。1915年新青年創刊及新青年政論派的形成，是文化現代化的重要轉向與行動風格。文化現代化的主體不是晚清的開明督撫，不是時代巨變中的實業家，不是手握權力的政治家，而是西學東漸與廢除科舉制背景下的新興知識份子群體，他們展開了一場觸及文化內層的現代化反思與自發社會運動。文化現代化是一場中國現代化知識分子的論政與參政運動，提出了對中國落後的文化歸責論及文化西化論。五四運動是文化現代化的社會政治成果，對中國的政治改革與社會變革造成深刻影響。文化現代化的主導性趨勢是肯定西學及西方文化的先進性和優越性，主張中國式現代化應當批判自身文化根基，接受西學和西方現代化的規範知識與價值觀，將中國救亡圖存的責任落實到文化現代化層面。文化現代化觸及了中國文明根基與中國人格的深層結構，既有啟蒙式的社會功效，從而為後續的大革命及社會改造提供文化前提，又具有激進化和過度批判及自我否定的文明悖論性和張力特徵。文化現代化層面提出了著名的「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命題，展現對西方現代化脈絡中的社會意志公共性及自然科學理性的肯定與推崇，對中國整個二十世紀的革命、改革與建設影響深遠。文化現代化的知識群體在1910—1920年代特殊的時代背景與政治衝突下對現代中國的思想突破與社會文化的塑造起到了奠基性作用，但也留下了如何與傳統文化和解以及如何確立現代化進程的中國自主性的難題。中國二十世紀革命與文化激進主義的主要來源即為文化現代化的思想與政治遺產。

從物質到制度再到文化，是1840年近代史展開以來中國對西方現代化認知逐步深化的體現，也是中國嘗試和選擇不同現代化道路與方案的體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早期經驗更多表現為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碰撞、衝突與融合的複雜面向，並呈現出前後接力的歷史實踐特徵。這些早期的現代化經驗是客觀的，也是重要的，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事業提供了歷史前提和基礎。在2021年11月11日發佈的中共第三個歷史決議即《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中央對党領導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經驗進行了科學總結，是中國式現代化未來發展的關鍵依據。

總之，1840—1949年之間的早期現代化包括物質現代化、制度現代化與文化現代化的思想與實踐遺產，無疑是新中國以來現代化進程的前提和基礎。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要素被界定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這是對中國式現代化百餘年歷史進程及前後相繼的思想與制度探索的系統總結與昇華，其中的「文明」要素更是觸及中國式現代化與自身文明基礎及人類共同文明價值的規範相通性。在中國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之綜合性自信的歷史新方位與實踐新基礎上認知和規劃中國化現代化，中國發展將具有「平視」西方的平等世界觀與貢獻人類的光明實踐前景，並預示著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互動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