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修訂《電影檢查條例》有關對電影檢查員的指示，規定他們在檢查電影時須考慮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包括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修訂包括：「一般而言，如上映影片相當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而整部影片及對觀眾可能會危害國家安全或危害維護國家安任，檢查員應得出影片不宜上映的結論。」在國安新時代的香港，這自然是個政治正確的決定。
港府於1988年制定現時三級制的電影檢查制度之前，在香港批准上映的電影有一條沒有言明的紅線，就是「不可破壞與鄰近地區的關係」。因此，七十年代由唐書璇執導，講述文革時期偷渡者來港的遭遇、被譽為最佳華語片100部之一的《再見中國》，以及八十年代由譚詠麟主演，講述一名內地青年假扮高幹子弟的《假如我是真的》，皆被禁上映，直至1989年才獲解禁。今次訂下的紅線，雖然令人有時光倒流30年的感覺，卻是反映時代變遷的政治現實。
電影界，包括立法會體藝、文化等界議員馬逢國，一方面認同維護國家安全的原則和責任，另一方面關注審查的尺度及標準「過緊」，會影響電影人的創意和投資者的信心。特首林鄭月娥則稱：「這些所謂紅線，其實不會這樣容易踩到，從而扼殺香港電影的表達自由。」
問題是，執行這項國安規定的電影檢查員，全部都是公務員。公務員按本子辦事時，對有關條文的詮釋是寧嚴莫寬，理由是從嚴而不批准的後果，最多是當事人投訴或上訴；從寬而批錯的後果，卻隨時是自己的仕途受損，甚至遭到紀律處分，嚴重可被撤職。因此，當謹小慎微的公務員以「相當可能構成……罪行」，以及「對觀眾可能會危害國家安全或危害維護國家安全」等標準審查擬上映的影片時，他們很難會因為影片有創意或表達自由等因素而酌情處理。
最近有一套以反修例運動為背景，但內容是關於親情而非政治的短片《執屋》，便不獲批准上映。馬逢國不妨以這個案為例，向政府查詢新電影審查制度下的尺度和標準。
現時拍一部電影等閒需幾千萬元，香港電影需要有人投資，投資者會否因最新修訂而卻步？電影人能否在國安法的框框內發揮創意？港產片會否重拾昔日光輝？我們不須等多久便會知道答案。周一、三、五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