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時代里程碑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法治也是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更是中國與世界互動的理性模式。二十屆三中全會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為主題，對新時代民族復興和高品質發展作出全面系統的戰略布局和制度規劃。在三中全會決定的第九部分「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規劃中，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精神、體系和細節清晰呈現，顯示出法治在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國式法治現代化以中華文明為根基，以中國式現代化經驗為依據，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為共同目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和制度文明的重要展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相結合的制度文明成果，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長期理論探索和實踐創新的產物，也是中國吸收外部法治文明要素及參與全球治理的智慧結晶。在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是重要篇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重要保障。三中全會決定及其法治體系，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里程碑和中國法治文明體系的實踐指南。

法治文明與新時代精神

法律是時代精神的產物，對中國法治與法治體系的理解，必須結合時代精神進行。新時代的時代精神，最關鍵的標識是民族復興。以民族復興為精神內核的法治與法治體系，構成了中國法律發展的基本邏輯和脈絡。民族復興，並非簡單的民族主義回歸，也不是「國強必霸」式的西方現代化法治經驗的照抄照搬，恰恰是基於中華文明特性而展開的中國法的文明回歸和自主性建構。

中華文明是高度連續性和統一性的系統化文明，也是開放包容的互鑑進取型文明，中國法的基本精神和發展邏輯分享了中華文明的特性和優勢。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提出了中華文明的五大特性，即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中國古代法治體系據此形成了內部大一統和外部的天下大同的理想法律治理框架，為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提供了古典經驗的參照系。上述五大特性對中華民族現代法治文明的精神自覺與制度理性的形成，具有文明論意義上的規範塑造與引導作用，且高度契合「兩個結合」的科學方法論。

在新時代精神的引領下，三中全會決定的法治體系規劃具有如下顯著特徵：其一，統籌安全與發展，在聚焦高水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和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同時，統籌推進總體國家安全觀下的國家安全制度建設與保障機制構建；其二，統籌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既注重從市場經濟與一般法治規律出發建立健全國內法治體系，又統籌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及其涉外法治體系的制度建設和機制構建；其三，在全球治理與國際秩序變革戰略視野中定位和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凸顯中國在制度型開放、參與和引領全球治理秩序變革中的參與者、塑造者、維護者角色，中國對國際規則的適應和制定達到了新時代的平衡感與精神自信；其四，對法治體系之系統性和協調性的法理認同和制度建設的精準引導，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了「協同推進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環節改革」，在全面依法治國的體系性和規範性意義上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

依憲治國與法治體系的中國特色

三中全會決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的憲法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權威確認，提出「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體現了新時代法治建設的根本法意識。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和高級法，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作出的關於其整體政治存在類型與方式的總決斷。憲法具有其政治本體的完整性和制度規範的體系性，並具有對其他法律規範之合憲性的規範控制功能。

三中全會決定的憲法論述，其中一個亮點是聚焦憲法實施。憲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但其相關規範如何具體化，如何對法治體系進行合憲性控制和引導，如何確保憲法規則、原則和精神貫穿到法治體系全過程，這是憲法實施的要旨所在。

決定對憲法實施提出了若干重要的制度建設要點：

其一，在憲法實施總目標上確立了「憲法全面實施」原則。這表明我國憲法實施的整體性和系統性，不是個別條文或制度的孤立詮釋或者對外國憲法經驗的照搬平移，而是立足中國憲法本身的體系和脈絡，在中國憲法的根本法原則指導下「全面」實施憲法，確保憲法實施為民族復興和憲法秩序整體服務。

其二，建立憲法實施情況報告制度。我國法律實施的評估，既往主要依託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執法大檢查，主要針對具體法律進行檢查評估，但對於憲法實施的總體情況缺乏專門性的報告制度。此次提出的憲法實施情況報告制度是對既往有關憲法實施與憲法監督制度和實踐的總結提升，有助於依憲治國制度體系的深化構建。

其三，建立科學合理的立法體系。立法是我國憲法規範條款轉化實施的主要制度路徑之一，立法的科學性與民主正當性深刻影響到我國憲法的實施品質與效果。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完善黨委領導、人大主導、政府依託、各方參與的立法工作格局」，體現了中央對科學合理立體體系的理解和運用。黨領導立法是憲法上黨的領導權的重要體現，通過這一領導過程，人民的主權公意更加清晰準確地形成並通過我國憲法程式而轉化為規範的法律表達。人大主導體現了人民主權原則，人大是民主代議機關，是國家立法機關，是人民意志表達的權威代表機制。政府依託，表明了政府作為行政機關和專業規制機關對立法知識和技術的理解和運用有專門優勢，在立法中起到重要依託作用，但立法必須受黨的領導和人大主導，不能異化為政府部門利益的主導。各方參與指向的是立法中的民主參與機制，既包括特定利益相關者的參與，也包括普通公眾的民主參與，這是民主立法的規範要求，也是立法廣納民意、博採資訊、平衡回應的客觀需要。

其四，完善合憲性審查、備案審查制度。我國憲法和法律監督制度，要求做到法律法規的完整備案和審查，從結果端增加合憲性、合法性的監督控制程式，最大限度減少法律、法規的違憲違法風險及其危害性。我國法律體系中的規範審查制度不同於西方的司法審查制度，不是一種分權體制下的制衡機制，而是人大監督權的具體制度化。對狹義法律的合憲性審查，主要限於立法過程中的草案審查，這一工作具有預防違憲的程序控制意義。對法規的合憲性審查、備案審查屬於事後審查，針對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也包括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有關立法的備案審查。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據憲法、立法法、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對各類法規的合憲性審查、備案審查既涉及到對法規的合憲性、合法性核對總和控制，也涉及到國家法制統一和憲法解釋、法律解釋程式的制度化，還涉及到公民申請審查權的制度性回應。合憲性審查、備案審查制度的理論發展、年度報告、個案積累與憲法解釋、法律解釋的技術積累，對我國依憲治國、依法治國的體系化發展起到品質控制與規範引導的重大作用。

其五，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法規的銜接協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一個顯著特色與增量是黨內法規體系。我國憲法規定了黨的領導原則，這是一項關鍵的政治憲法原則，是八二憲法的「四項基本原則」之一，2018年修憲時被寫入了憲法總綱第1條的國體條款，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黨內法規不僅僅具有規範黨組織與黨員的內部效力，還具有以憲法上黨的領導權條款為基礎的外部效力，屬於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法治體系具有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法規的規範雙軌制特徵，在黨規與國法關係上，我們的法理理解是：第一，憲法至上；第二，國法高於黨規；第三，黨規嚴於國法；第四，黨規與國法必須銜接協調，中國法治體系才完整與和諧。與國法相銜接協調的黨內法規體系及其法理原則和治理效能，是中國法治文明和政黨文明的鮮明要素，也是中國法與西方法的顯著區別。

中國法的體系化與全球善治

中國法的體系，是以中華文明為基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南，在中國式現代化和全球治理大變革進程中自主演變與結構成熟的。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法治體系建設，其系統性是非常突出的，具體包括：深化立法領域改革；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健全公正執法司法體制機制；完善推進法治社會建設機制；加強涉外法治建設。中國法的體系化，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規範性標識，是中國參與和塑造全球治理秩序的規範依據和重要參照系。

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是在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制度互動及全球治理秩序變遷中展開的，並為上述互動和變遷提供法理和制度參照：其一，提出制定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以法治方式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及鞏固凝練中華民族現代法治文明；其二，推進制度型開放及「一國兩制」框架下港澳在國家對外開放中的槓桿作用和制度機制建設；其三，完善涉外國家安全機制，推進涉外法治建設，健全反制裁、反干預、反「長臂管轄」機制及海洋維權機制，這是對中國法之涉外維度更清晰的制度建設規劃，是新時代保護性、鬥爭性制度體系的基本框架，折射涉外法律戰的重大風險挑戰與危害；其四，人類命運共同的制度建設，三中全會決定特別提到了「完善參與全球安全治理機制」、「參與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踐行全人類共同價值」，這裡呈現了中國法的理想性和全球治理屬性，反映了中華文明內在的「協和萬邦」、「天下大同」的全球善治理想和實踐理性。

總之，二十屆三中全會之法治篇章，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時代里程碑，是中華民族現代法治文明的建設規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實踐指南，也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實現全球善治的重要樣本和參照。中國法治，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必然在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良性互動中實現價值奠基、理論自覺和制度體系的結構定型，從而為中國式現代化和人類和平發展作出強大而系統的中國制度文明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