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薪酬最高的政治領袖名單中,香港特首李家超年薪高居第二,這一數字不僅在國際上引人注目,也在本地引發了對政府薪酬政策的思考。根據政府回覆立法會的文件,香港問責官員在過去十年內的薪酬增幅達到26%,今年的支出涉及約1.6億港元。
儘管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形容這些數字為「小錢」,但她同時提倡凍結公務員薪酬。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則建議凍薪措施應涵蓋高官及議員,儘管有人認為凍薪會影響公務員士氣,他直接了當回應:「香港哪裏有好的士氣」。政府至今還繼續推進問責官員來年加薪,讓人難以信服。香港總商會昨日倡議公務員減薪,但這措施落實需要有官員帶頭示範。
在香港面臨財政赤字的背景下,問責官員帶頭減薪或凍薪,以示範範例,促使全體公務員共同承擔責任,從而降低政府開支。香港特首月薪約為47萬港幣(下同),比澳洲總理約27萬、美國總統約26萬、加拿大總理約26萬、英國首相約13萬,都要高出很多。而香港家庭的收入中位數大約在3萬至4萬之間,這意味著高層官員的薪酬是普通市民的十數倍。這種高薪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政府對於吸引和保留人才的重視,但在當前財政赤字的狀況下,這樣的薪酬結構卻顯得格外不合理。
有意見認為政府的財政赤字可以透過發行債券補救,並認為香港政府發債的比例,比其他經濟體都要小。但是香港基本法第107條規定「公共財政必須量入為出,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以及與本地生產總值相適應」。這個憲法要求意味着政府不能夠「量出為入」,不斷隨着開支增加,而透過借錢度日。
這條文在回歸前由中方要求加入基本法,其實是考慮到在一國兩制底下,香港只是一個獨特的特區城市,並不能和具有軍事和外交自主權的經濟體相比較,而穩健的公共財政也是落實一國兩制的重要基礎。所以在回歸後,首任財政司曾蔭權就每一次發表預算案,都會對於這一條條文的理解和演繹作出詳細討論,只是後來的財政司對條文的要求輕描淡寫。
在這樣的背景下,官員加薪不僅無法令人信服,更可能引發公眾的強烈不滿。當政府要求市民共同承擔經濟困難的時候,這種高薪無疑會被視為對社會公平和責任感的忽視。問責官員帶頭減薪或凍薪,可以傳遞出一個明確的信號:即使在艱難時期,政府官員也願意與市民共同面對挑戰,展現出真正的領導精神。
此外,減薪或凍薪不僅是減少開支的一種手段,更是一種對整體公務員隊伍的示範效應。若高層官員自願減薪,將促使其他公務員也自發地思考自身薪酬的合理性,進而形成一種自上而下的薪酬調整氛圍。這不僅有助於降低政府開支,還能提升公務員和公營機構員工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從而在整個政府機構中形成良好的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