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港昨開始全民檢測。(路透社)
反對「全民檢測」的輿論都搞錯了，檢測不是為已接近尾聲的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而進行的，檢測有誤差亦不代表無助分別誰需要隔離。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默(Paul Romer)過去5個月以來不斷倡議的防疫抗疫措施，在有效疫苗普及前推行「檢測與隔離」(Test and Isolate)，目的是防止下一波疫情大規模爆發，因為爆發導致的「封城」(lockdown)措施成本太高了。
然而，羅默亦搞錯了一點。這關鍵一點，是他漠視了經濟學者最不應漠視的——全民參與是個消費選擇。試問今天全港市民，有甚麼誘因去參與特區政府力推的「全民檢測」呢？不是事後孔明。兩個月前，一篇名為《Paul Romer’s Focus is Wrong. The Problem is Not Testing Capacity but Testing Participation》的學術文章，已開宗明義道出「檢測與隔離」的挑戰所在。美國只有約六成選民投票，丹麥亦只有近半長者接受免費流感疫苗注射，羅默憑甚麼說服全民每兩星期一次參與有被隔離風險的病毒檢測呢？
幫「全民檢測」算算帳，羅默需要至少六成市民參與才能把有效傳染率降至一以下。假如隔離做得不徹底，所需的參與度更高。不要誤會，這並不等同「檢測與隔離」無效，只是這計劃的成本效益並不如羅默想的那麼高。更重要的啟示，我認為是所有推動「全民檢測」的政府都有責任有效地鼓勵市民參與。
這是經濟學上傳統公共物品(public good)和界外效應(externality)的課題，亦與合約經濟學有關。簡單來說，即使我們百分百信任政府，狹義的理性選擇亦不易說服市民參與「全民檢測」。有病徵的，會因怕死及早醫治。「全民檢測」目的卻是識別隱形患者，包括一些可能從感染到康復都沒有明顯病徵患者。這些患者個人參與成本，是將要被隔離。但他們的成本，正正卻又是「全民檢測」的社會效益。「全民檢測」是公共物品，隱形患者檢測後被隔離，對其他市民有正面的界外效應。因此，願意參與的，不是為了保障風險高的家人，便是為人多於為己。
醫學專家可以解釋一下，感染者盡早確診對治療有甚麼好處。除此之外，甚麼合約安排可以解決「全民檢測」參與度低的問題呢？兒童注射疫苗，從來是大多數家長同意的。就這次疫情，羅默提供數據顯示網上教學成效遠不及課室教學，尤其對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因此他建議在學校進行「檢測與隔離」，好讓各階層的學生安心回到課室接受教育。另外，不要忘記「全民口罩」是為己更是為人，這是一種社會合約。口罩可以，檢測又有何不可？檢測要全民參與，政府先要令市民明白羅默倡議「檢測與隔離」背後的經濟邏輯，然後再說服我們他有能力執行檢測及其他政策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