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酒稅高因為界外成本更高

研究發現，當酒精消費導致公共醫療上升等界外成本，主要源自少數長期酗酒人士，向酒精成分較高的烈酒抽較重稅是更具效率地提升公共衛生的財政政策。

根據衛生署提供有關酒精與健康的資訊，酒精是一種有毒物質，會直接和間接影響身體多個器官和系統。除了糖尿病及其他疾病等的相關風險，世界衛生組織轄下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早已把酒精列為「對人類致癌」(即第一類致癌物)，與煙草、電離輻射和石棉等屬同一類別。酒精怎樣增加香港頭號殺手癌病的風險？以唇、口腔癌為例，衛生防護中心的資料顯示每日飲用12克酒精估計增加該癌症風險29%，而增加6倍酒精攝取至每日飲用72克，相關風險將大幅上升超過10倍至386%！是的，儘管醫學界近年開始質疑「J形曲線」這個適量飲酒對健康有益的說法，學界普遍還是認為酒精消費導致的界外成本是非線性的。美國的數據顯示，只佔人口比例7%的酗酒人士，酒精消費的市場比例竟有45%。美國以至香港的酒稅，一般卻不是以酒精量計算的。

香港的酒稅，酒精濃度以量計多於30%的烈酒，稅率是100%。其他酒類(包括葡萄酒)，目前是零稅率的。烈酒稅率比酒精濃度較低的酒類高，是全球酒稅的普遍做法。近日卻有傳本地烈酒稅可能減半甚至減至全撤，理據是推動香港成為烈酒轉口及拍賣中心。奇怪，同樣是第一類致癌物，加煙稅禁新類型煙，政策的客觀效果就是放棄香港原本作為新類型煙轉口中心並打造成為國際私煙中心。本地醫療專家怎樣看控煙控酒政策之間的一致性呢？消費習慣不同，可以是不同公共衛生政策的經濟邏輯嗎？幾年前一篇名為《Tax Design in the Alcohol Market》的學術研究指出：

We find that heavy drinkers have systematically different patterns of alcohol demands and welfare gains from optimally varying rates are higher the more concentrated externalities are among heavy drinkers.

烈酒重稅，皆因市場分析反映長期酗酒人士對烈酒的需求相對上價格敏感，重稅有鼓勵他們轉飲酒精濃度較低、健康風險因此亦低得多的酒精飲品，繼而有效地控制公共醫療上升等界外成本。香港目前正面對財赤問題，烈酒稅大減除了帶來稅收暴跌的財政後果，政府的醫療專家還需要以控煙的最嚴格標準，為減烈酒稅對公共醫療以至醉駕上升的界外成本算帳。

作者為Pagoda智庫共同創辦人及經濟研究總監、Orientis首席經濟師(師承芝加哥經濟學派，學而優則商，因為相信商業實踐是檢驗市場真理的最佳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