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剛剛公布將香港最低工資設定為一年一檢,並且只會有加無減,坊間社會對這個根本的改變似乎已經沒有熱誠去討論。但究竟政府介入市場的價格是不是恰當的行為,又會不會引伸和原先設上不一樣的後果,在香港正在尋找經濟發展方向的時候,最低工資的改變,似乎正走向一條不歸路。
記得張建宗擔任勞福局局長的時候,筆者和他在城市論壇辯論最低工資是不是必須要引入香港,最低工資可以說是象徵政府介入市場運作的典型例子政策。香港號稱自由經濟之都,當時已經引發很多爭議認為落實最低工資,只是口舌上貼金,對於幫助基層社會向上流動,並沒有實際太大的幫助。
究竟政府有沒有檢討在引入最低工資之後,基層勞工向上社會流動的轉變究竟有沒有發生?還是最低工資演變成為最高工資,在某一些領域的勞動階層還要承受最低工資引發的通脹。例如受到最低工資影響的勞動密集餐飲業,每一次調整最低工資,一份早餐的價格都會隨着相關時候調升,對於富貴人家當然影響不大,但其實對於領取最低工資的勞動階層,只不過是左袋交到右袋。
政府高官不斷強調現時領取最低工資的人數只有萬多人,但完全忽略了最低工資的年以效應,領取比最低工資高的工作崗位也會隨著最低工資調升而要求增加工資,層層遞進,其實是根本地影響香港的競爭力。在討論由治及興的時候,廉價恰當的勞動力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動力,星加坡有超過一百萬名外勞,深圳有1,700萬人口,大部分都來自深圳以外的人士。這都是推動他們城市發展的能量,怪不得深圳的國民生產總值早就超越香港。